说不出的爱:逆境中的穆斯林女同志

关注来源:心同网2009-08-31

  在这个世界上,穆斯林国家的性少数女性恐怕是可见度最低、受歧视程度又最高的群体之一。她们所处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极其恶劣。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妇女几乎毫无权利可言,她们的生活被家中的男性所操控,以至于自己嫁给谁、何时嫁、婚后生几个孩子、甚至于穿什么衣服,她们毫无发言权。同性情感在这些国家如果不被论罪,也至少背负着严重的污名,被视为变态和疾病。此外,这些国家的女同社团发现,寄望于男同组织几乎是缘木求鱼,而女性主义运动又对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权益漠不关心。在这样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中,性少数女性如何生存,她们的团体和社会运动如何绝路逢生?Outgames(世界同性恋运动会)刚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落幕,让我们聆听赛会附设的论坛上、两位中东拉拉讲述的故事。  瑞玛(Rima),来自巴勒斯坦  我的初恋是在13岁,在那个年龄,好几个女孩都令我怦然心动。但是,我不知道自己为何会这样,惶惶不安中,我否定自己、压抑自己,但在接近我心仪的女生时,我还是禁不住面红心跳。  我和家人生活在一起,却从来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好些时候,我都寄望于母亲能让我敞开心扉,但她一次次地让我失望了。亲人近在咫尺,我却找不到任何一个人去倾诉心声。我孤独,我的秘密,只属于我自己。  我向上帝祈祷,想变得和周围的人别无二致。毕竟,“异类”的日子是不好过的。很多年,我都郁郁寡欢。  24岁那年,我才第一次告诉密友,自己是一个女同性恋。Lesbian这样简简单单一个词,竟然花了我一个半小时才从牙缝里挤出来。我当时是那样担心,担心最好的朋友会因此而对我另眼相看。然而令我惊讶的是,她没有,而且她还提到了许多和我一样的人,以此来让我安心。那个时候,因特网是关于性倾向的资讯的唯一来源,而几乎所有的资料都是英文的。想要用一门外语来读懂我自己,何其艰难。  有一天,我偶然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女同性恋者在谈论同性恋问题。我喜出望外,立刻上网查找她的联系方式。她介绍我认识了巴勒斯坦的女同志组织——Aswat。在Aswat的聚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其他的女同性恋者。在此之前,我以为自己是阿拉伯世界里唯一一个爱慕女性的女生。现在,我发现自己其实从不孤单,我不仅有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有一个支持我、帮助我的大家庭。Aswat的存在,给了我面对自己、面对他人的勇气。    巴勒斯坦女同组织Aswat的徽标  我开始和女友一起参加Aswat的聚会。我的父母察觉到了我和这个女孩之间关系特殊。当他们询问时,我告诉他们:我是一个女同性恋,我爱她。关于感情,我不想遮遮掩掩。我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和她在一起,和她共同生活。  我的出柜让父母觉得到了世界末日。他们指责我变态,说我疯了、需要看心理医生。一夜之间,我不再是他们聪明乖巧的女儿。我辗转难眠,回想起父母曾经称我“假小子”,我记得母亲上百遍地说过,上帝把我造成一个女儿绝对是个错误,我是在出生的那一刻才变成女儿的。我明白,父母其实很早就知道我与众不同,他们只是不愿承认罢了。他们在乎的只是亲戚朋友的看法,他们一刻也没考虑过我的感情、我的生活。他们只想让我和别的人一样,结婚生子。但是,那样的人生不是我的;我是瑞玛,我是一个女同性恋,我有自己的感情、我有自己的梦想。    以色列同志游行  当我告诉父母,我要离开他们搬去以色列港市海法,第三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作为一个生在巴勒斯坦社会的女性,我被认为应该陪伴父母直到自己出嫁或者终老。母亲威胁说,我的兄弟会以武力对付我,而她对此将束手无策。虽然我知道兄弟们从不曾对我动粗,但心中还是不免担忧。现在,我的家人除了在乎自己的面子、除了在乎别人怎么说,已经别无顾及了。  如今我明白,父母可能永远也不会接受我的性倾向,但他们已经接受我“与众不同”这个事实。向父母出柜,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也给他们带来了身份危机,他们以为自己是天下唯一的同志父母,就像我曾经以为自己是唯一的女同性恋者一样。从这个角度讲,我并不责怪他们,因为我知道在我生活的这个社会里,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是多么难以生存。这个社会不接受“不一样”的人,唾沫星子就能淹死你。但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社会,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改变它,才能澄清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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