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对同志接受度提高？政府却在倒退？

范坡坡（小图）向观影者播放其电影作品《彩虹伴我心》。范慨叹，即使民众对同志接受度提高，官方的打压却愈见严重。 （杨欢摄）

在上周五的“国际不再恐同”日，10 名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律师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建议尽快展开立法调研，赋予同性恋者平等的结婚权，并废止歧视同性恋的法律法规。北京、长沙、昆明等地的同性恋团体则发起小规模聚集，早前曾要求广电总局公开对同性恋电影审查制度的北京同志中心理事范坡坡，接受本​​报访问时称，当局担心同志运动成为公民权利运动的一股力量，即使民众对他们接受度提高，官方的打压却愈见严重。

在北京一家小书店内，范坡坡向10 多名观众播放纪录片，影片中一名中年男子在街头与另外几人辩论，认为社会接受同性恋将是大势所趋。 “这几年中国民众变化挺大，持续的街头调查看到民众对同性恋接受度愈来愈高，但是没有变、甚至在后退的是政府的态度，尤其所谓的新政，对公民权益的打击比以前更严重。”

民众渐认同政府倒退

范坡坡举例指，将在6 月下旬举办的同志主题影展“北京酷儿（Queer 音译，指同性恋者）影展”，正挑选25 名外地网友观影，包交通食宿，而内地法律规定，超过30 人的聚会需要申报， “一旦又被叫停，这25 个人就是我们最后的观众”。

2001 年由北京大学一群学生创办的酷儿影展，13 年来在波折中仅举办了5 届。范坡坡回忆，第一年活动还叫“中国同志电影节”，由于当时“同志”一词作同性恋之意尚未普及，头两天平安度过，播放了《东宫西宫》、《蓝雨》等同性恋电影。直到第三天，由于人群聚集和传媒关注，活动被当局腰斩。 2005 年的第二届电影节阻力则来自民间，北京大学的百年大讲堂报告厅一个放映员看过影片之后，向领导“反映问题”。之后几年都有不同障碍，影展断断续续。

影展多波折断续举办

类似情况在同志运动中并不少见。范坡坡说，多数同性恋关注组织难以正常宣传，都在勉强经营，国外捐款甚至会因程序设置障碍无法到帐。 “如果今天同性恋要权利，明天民工也要权利，后天上访的也要权利”，范认为，对同性恋的打压源于政府对公民社会发展的恐惧，认为同志运动可能成为公民社会权益运动的一部分， “如果在中国哪一天同性婚姻合法了，但是我们的房子还在被拆迁，我们的食品安全还没有保障，我们的上访者还会被劳教，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他直言，如果中国政治体制不改变，同性恋利益也就不会有什么改变。

改名避审查考验智慧

“在中国做这些活动很考验活动家的智慧，又要不违法，又要达到宣传效果，每一次办活动我们都会总结是哪里敏感了。”范坡坡说。酷儿影展几年内数度改名躲避审查，先将更令官方紧张的“电影节”改为“影展”，后弃用“同性恋”一词改用“酷儿”。

自2008 年情人节开始的一年一度呼吁同性恋婚姻合法活动同样充满曲线：由于派发传单不被允许，他们向路人送花，将宣传纸张作为花束的包装纸；次年在街头拍摄同性婚纱照，还特意选择新前门大街，人流多，警察少， “接下来的活动，将更考验大家智慧。”

“文艺维权”吸引大众立竿见影

近年来，国内出现不少关注弱势群体、强调公民权利的独立影片，除了同性恋电影之外，还有包括讲述访民的《上访》、乌坎事件的《乌坎》、四川地震死难学生的《劫后天府泪纵横》等，吸引国内外眼球。独立电影人范坡坡认为， “影像维权”乃至“文艺维权”作为不可忽视的力量，正广泛被应用。

对政府决策影响微

范坡坡首次感受到影像的力量是在大学，一名一度公开发表不少“恐同”言论的男同学，因为专业需求观看不少同志题材电影后，观念发生大转变，对同志群体表示极大理解。范坡坡认为，通过影像艺术手法表达诉求有两个优势：首先声音与画面同时表达，具备极大震撼力；其次能够作为档案纪录下来。范坡坡的最新作品《彩虹伴我心》讲述同性恋者之母的故事，放映前后都会询问观众若成为同性恋者的父母能否接受。他发现，观影后的观众接受度明显提高。 “在中国，不仅同性恋，像上访、拆迁等更敏感的公民议题，也有优秀的影片等文艺形式发出自己的声音，国内一些独立电影节就和维权息息相关。”他同样欣赏女权主义者近年来使用的一些行为艺术，认为可立竿见影地引起公众话题。

他也坦言，文艺维权对政府作出决策的影响微乎其微，因为中国当下不存在与民众的对话机制，政府无法被直接影响。但他相信，虽然道路漫长，民众态度的改变终将促成政府的改变，而且如果通过民众影响来改变的话，才是解决根本问题。

上街被拘

湖南长沙有年轻人在5月17 日高举彩虹旗上街，警方以“擅自组织游行”的理由，对19 岁的组织者、网名“小寒”的向×处以12 日行政拘留的惩罚。组织方强调，这次活动是“企业文化宣传”，不是“示威游行”。 （法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