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同性恋社团的生存记录

关注来源:瞭望东方周刊2011-07-18

  “这是一种选择,这种选择不仅可以解放女性,也能解放男性,达到两性的和谐。这也许是性别文化急需普及的原因,也是知和社存在的意义”  6月17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23票赞成、19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一项决议:同性恋者将与异性恋者享有同等权利。  中国投了弃权票。  沉默态度的背后,是这个大国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左右手互搏。即便是在站在时代前沿的高校中,这也是个讳莫如深的话题。  2006年,中山大学“彩虹社”成为首个被媒体曝光的大陆同性恋学生社团,但很快就销声匿迹,无处可寻。而在有着“江南第一学府”之称的复旦大学,一个致力研究和推广性别文化的社团—— 知和社,已低调地走过了第六个春秋。  建社  “我们的社员,很多就是‘同志’。”知和社的创始人王勰愉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每年社团的第一次沙龙,社长会问新成员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要加入知和社?”有些人会说自己对性别文化感兴趣,有些人则直接“出柜”(同性恋者亮明身份)——我来找一些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六年之前,风气还没这么开放。2004年底,王勰愉偶遇一名北京女“同志”组织的成员,眼神对视之中读懂彼此身份,聊起性少数人群文化在校园里的传播……“建社伟业”遂于此发轫。  2005年秋,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孙中欣开设了一门新课,“同性恋研究”, 这是国内第一门面对本科生开设的同性恋课程,每周开课,教室里的走道上、讲台周围、窗口都挤满了人,还有国内外蜂拥而至的媒体争相报道。复旦瞬时被推上全国舆论的风口浪尖—— 建社的舆论准备完成了。  “孙中欣对我的想法大力支持,她的一个研究生又在团委,负责审核社团建立这一块工作,机缘巧合,(建社)一切就顺理成章了。”王勰愉对本刊记者说。  刚建社时,生拉硬凑才凑足三五名核心社员,还将一大批社会学系学生的信息当作社员信息上报,应付建社的(人数)要求。  现在,知和社的社员稳定在30人左右,核心社员大概七到八人。隔周二的晚上,社员们就会聚在复旦校园里一个名为“大家沙龙”的咖啡馆,几杯咖啡,舒服的沙发椅,度过属于他们的圈子时光。  话题天南地北,但都与性别文化相关:处女膜情结、性产业工作者、多元性别论、跨性别讨论、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等等。每次讨论都由一个核心社员来设计引导,先做一些基本知识的普及,再附上相关文化产品的介绍,比如书籍、电影,最后是大家分享各自的经历。  偶尔冷场,社长就会迅速“冒”出调动气氛。  “有一次我就跳出来说,‘大家都知道性工作者有称为鸡、鸭,但你知道什么是鹅吗?’一下子就把大家吸引住了,纷纷讨论起来。”前社长陈瑜对本刊记者说。“鹅”是指专门为男性提供有偿性服务的男性。他们也是弱势群体,权益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法律保护。  关于性的话题,不分男女,敞开来谈,在彼此的互动中找到了认同和勇气。  一个蒙古族的女生,曾被父母要求只能嫁给一个蒙古族的男人,但她却发现自己深爱的是女人。家庭的压力时常让她困惑,社里朋友的鼓励给她更多坚持的勇气。  “妈妈,我能不能和一个蒙古族的女人在一起?”她鼓起勇气对妈妈说出这句话的那一刻,依旧在选择。  “我一直期待,日后人们见到女孩,不会问她‘你有男朋友了吗?’而是问‘你有伴侣吗?’这样社会对性别文化才足够包容。”陈瑜说。  一幕戏的力量  真正让知和社香透墙外的是一幕戏:《阴道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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