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同性恋社团的生存记录

关注来源：瞭望东方周刊2011-07-18

　　“这是一种选择，这种选择不仅可以解放女性，也能解放男性，达到两性的和谐。这也许是性别文化急需普及的原因，也是知和社存在的意义”　　6月17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23票赞成、19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一项决议：同性恋者将与异性恋者享有同等权利。　　中国投了弃权票。　　沉默态度的背后，是这个大国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左右手互搏。即便是在站在时代前沿的高校中，这也是个讳莫如深的话题。　　2006年，中山大学“彩虹社”成为首个被媒体曝光的大陆同性恋学生社团，但很快就销声匿迹，无处可寻。而在有着“江南第一学府”之称的复旦大学，一个致力研究和推广性别文化的社团—— 知和社，已低调地走过了第六个春秋。　　建社　　“我们的社员，很多就是‘同志’。”知和社的创始人王勰愉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每年社团的第一次沙龙，社长会问新成员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要加入知和社？”有些人会说自己对性别文化感兴趣，有些人则直接“出柜”（同性恋者亮明身份）——我来找一些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六年之前，风气还没这么开放。2004年底，王勰愉偶遇一名北京女“同志”组织的成员，眼神对视之中读懂彼此身份，聊起性少数人群文化在校园里的传播……“建社伟业”遂于此发轫。　　2005年秋，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孙中欣开设了一门新课，“同性恋研究”， 这是国内第一门面对本科生开设的同性恋课程，每周开课，教室里的走道上、讲台周围、窗口都挤满了人，还有国内外蜂拥而至的媒体争相报道。复旦瞬时被推上全国舆论的风口浪尖—— 建社的舆论准备完成了。　　“孙中欣对我的想法大力支持，她的一个研究生又在团委，负责审核社团建立这一块工作，机缘巧合，（建社）一切就顺理成章了。”王勰愉对本刊记者说。　　刚建社时，生拉硬凑才凑足三五名核心社员，还将一大批社会学系学生的信息当作社员信息上报，应付建社的（人数）要求。　　现在，知和社的社员稳定在30人左右，核心社员大概七到八人。隔周二的晚上，社员们就会聚在复旦校园里一个名为“大家沙龙”的咖啡馆，几杯咖啡，舒服的沙发椅，度过属于他们的圈子时光。　　话题天南地北，但都与性别文化相关：处女膜情结、性产业工作者、多元性别论、跨性别讨论、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等等。每次讨论都由一个核心社员来设计引导，先做一些基本知识的普及，再附上相关文化产品的介绍，比如书籍、电影，最后是大家分享各自的经历。　　偶尔冷场，社长就会迅速“冒”出调动气氛。　　“有一次我就跳出来说，‘大家都知道性工作者有称为鸡、鸭，但你知道什么是鹅吗？’一下子就把大家吸引住了，纷纷讨论起来。”前社长陈瑜对本刊记者说。“鹅”是指专门为男性提供有偿性服务的男性。他们也是弱势群体，权益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法律保护。　　关于性的话题，不分男女，敞开来谈，在彼此的互动中找到了认同和勇气。　　一个蒙古族的女生，曾被父母要求只能嫁给一个蒙古族的男人，但她却发现自己深爱的是女人。家庭的压力时常让她困惑，社里朋友的鼓励给她更多坚持的勇气。　　“妈妈，我能不能和一个蒙古族的女人在一起？”她鼓起勇气对妈妈说出这句话的那一刻，依旧在选择。　　“我一直期待，日后人们见到女孩，不会问她‘你有男朋友了吗？’而是问‘你有伴侣吗？’这样社会对性别文化才足够包容。”陈瑜说。　　一幕戏的力量　　真正让知和社香透墙外的是一幕戏：《阴道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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