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市官员:政府注资同性恋酒吧只为防艾

关注来源:心同网2009-11-29

  新京报:大理的男同性恋的数字大概是多少?  蒋安民:我们做了规模估计,在1500人到2000人左右。  新京报:大理是一个旅游城市,做这样的酒吧,是否会担心影响大理的形象?  蒋安民:这个问题,我们政府早就考虑过。我们现在有什么就是什么,不回避,实实在在地干活。我们要敢于向社会公开。  说实在的,中国男同性恋的人数在全国有1800万,哪个地方没有?只是有些地方不敢承认这个现实。我们也有泰国的经验,泰国现在艾滋病感染率很高,他们的旅游不是搞得也很好。  所以我想只要公开,敢于面对,就不存在影响形象的问题。  微利经营,对外不提“同性恋”  新京报:这个酒吧的运营方式是怎样的呢?  蒋安民:酒吧还是以商业的模式来运营。政府出的钱只是为了帮助他们把这个酒吧建起来,之后政府就要慢慢从这里面解脱出来,政府不可能每年都给这么多钱。以后就需要他们自己的力量来运作下去。  新京报:酒吧的酒水都会按照市场价格来定吗?  蒋安民:我想要依靠酒吧有一些收入,但是只能是微利,比如,一块钱进的酒,卖一块五就可以了,不能像有的酒吧一样成倍的翻。毕竟这个酒吧还是一个NGO组织下面的。只要能维持志愿者有一点收入,维持酒吧的正常运营就可以了。  新京报:你觉得会有男同性恋作为顾客过来吗?  蒋安民:会有的。之前的“好朋友工作组”已经培养了很多男同性恋的骨干。他们已经有这类运作的经验了。我们这些骨干分布在各个乡镇,这些骨干都是在男同性恋的圈子里比较有号召力的人。我们通过这些骨干把男同性恋吸引到酒吧里来。  新京报:如果大家都知道这个酒吧是同性恋酒吧,这样会不会让很多人不敢来?  蒋安民:我们对外宣传的时候不会说这是个同性恋酒吧。而这个酒吧的外观也是和其他酒吧完全一样。我们也接待其他客人,知道这个是同性恋酒吧的只有我们内部的人。  以后如果这个模式成功的话,我们还会推广到暗娼和吸毒人群,而不仅仅是男同性恋。  以前最难是找到“他们”  新京报:有了酒吧这样一个交往平台,会不会反而促使同性恋增多?  蒋安民:不会的。同性恋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不会因为你搭建了一个平台,他们就增多或者减少。  另外,我们会很注意宣传和教育。而且在酒吧里坚决不允许发生性行为。  新京报:这些同性恋会不会排斥我们对他们的一些预防教育?  蒋安民:我们工作人员一般不直接出面。我们先把骨干培训好,如何采取预防措施之类的。然后由这些骨干再培训其他人。只有到了有人需要专门的咨询和监测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再为他们提供专业的服务。  新京报:防艾,对于男同性恋,难点在哪里?  蒋安民:比较难的就是找到他们,找到他们才能向他们灌输预防的知识。在大理,农村的男同性恋的人数是比较多的。  他们一般都有妻子儿女,所以男同之间非常隐蔽,只有在赶集的时候互相约好地点,偷偷的在人看不到的地方。回家之后又过正常的性生活。所以要想对他们进行培训和宣传,首先就是要找到他们。而酒吧就是提供这样一个找到他们的场所。  新京报:用酒吧来聚集同性恋,是我们防艾工作的一个首创吗?  蒋安民:其实云南有很多类似模式,在昆明有的是租了活动平台,比如通过摄影、音乐把同性恋聚集在一起。而大理这边,大部分是农村的,摄影、音乐这种手段不太好用,喝茶聊天对他们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  新京报:还是有一个疑问,政府出资开同性恋酒吧,会不会怕社会舆论会有不同的声音?  蒋安民:我们出资是不向社会宣传的,也是有这方面的考虑。为什么不是我们政府直接出面去做这个酒吧,而是交给NGO组织来做,也是这个原因,政府还是在幕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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