薰衣草恐慌：美国历史上的同性恋清除行动

文|第四分队长

封、图|《薰衣草恐慌》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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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春，来自大西洋的湿热空气让美国华盛顿特区浸在暖意里，玛德琳(Madeleine Tress)正在自己的的办公室里坐定，乔治敦大学毕业的她供职于美国贸易部办公室。

二战胜利带来的经济繁荣，令时年24岁玛德琳以及像她一样的年轻人得以进入到新兴经济部门工作，能像她一样成为一名白领，几乎是当时女性工作的天花板。

她没有在办公室坐太久，来得更早的两个男人闯了进来，似乎他们早已等在那。在她把疑问说出口之前，他们齐刷刷掏出了自己的徽章，那是属于FBI的金属光泽，不同于一般部门，FBI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大案要案。

其中一个男人非常公式化地说道：“玛德琳，请跟我们走一趟。”

“请告诉我为什么?”玛德琳反问。

男人只说了无可奉告便再没有透露任何信息。

她被带到了FBI在华盛顿的总部，上午10点，大堂里只有寥寥数人，安静的有些瘆人，她能清楚听见自己的鞋跟撞击在地板上发出的回响，这里似乎还没有醒过来，或者根本醒不过来。

在接受问讯前，玛德琳被要求宣誓，每一句话不能说谎。深吸一口气后，她更加确信可能是自己卷入了某个大人物的案子。

男人当着她的面摊开档案夹的第一页，也摊开了问题，说是问题，不如说是答案，“玛德琳，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是一名同性恋者。”

男人说着，翻开资料的另一页，那是华盛顿一家酒吧的顾客名单，玛德琳瞟了一眼，除了她，还有几个熟悉的名字。这似乎就是答案，因为那家酒吧是华盛顿特区同性恋者们经常光顾的酒吧之一。

“看不出你是那种会和女人上床的人呐。”男人冷笑道，“你一定是从来没有从男人那里得到过满足吧。”

玛德琳无法否认，也没法承认，支配她的只有恐惧，FBI把她的老底抄得如此干净，从教育经历到身边接触的朋友，“mannish”，是另一个探员在审查报告上对她的结论。这意味着，她就是那一小撮没有大局观的人。而公然对抗美利坚社会价值的结局，便是被单位扫地出门。

这不是什么虚构的小说电影桥段，玛德琳的遭遇正是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一场“薰衣草恐慌”，也是纪录片《The Lavender Scare》所呈现的内容。

恐慌的源头来自冷战，当爱因斯坦在20世纪初演算出狭义相对论并在黑板上写下E=mc²，人类的历史走向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伴随着未知事物出现的，除了人类的好奇心，还有难以言喻的忧虑，尤其是当1945年两颗原子弹在日本的核爆，让人类第一次有了如此彻底改写历史的能力。

美国的一众高官乐开了花，而当时媒体无不一致发出声音，美国将成为人类命运的领袖。到了1949年，苏联第一颗原子弹应声而落，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跟丢了魂一样，赶忙找到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想一问究竟，而后者在核爆后陷入了忏悔。

倒是大洋另一边的英国人有清楚的认识，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帝国，丘吉尔在二战结束之时就预见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红色帝国对西方自由世界带来的威胁，“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副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拉下。”

美国人在1951年的朝鲜碰了一鼻子灰，曾经横扫东西半球的军队陷入了战不能、走不能的境地，那是美国政府第一次感受到来自红色帝国的现实威胁。共和党参议员肯尼斯·威利是煽动这股浪潮的关键人物之一，将同性恋、红色主义等美国人感到不适的标签，与罗斯福“新政”牢牢捆绑在一起，暗示是由于民主党的领导，才把美国变成了一个不道德、物质主义、官僚主义的国家。

如果说红色帝国的威胁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之外，更具现实意义的威胁则来自国内。国内无产阶级受到苏联的鼓舞，试图建立起一个没有资本和剥削的美利坚，工人们开始一轮又一轮的罢工，从1947年开始，罢工的次数呈现指数级增加，国内资本家忙着救火之时，一个男人的声音适时地出现了。

“我们必须要防止红色主义打劳工牌，这些罢工会让我们丧失艰苦奋斗的传统。”男人顿了顿，他接着说，“还有最危险的，是那些同性恋者，他们要颠覆我们的家庭，我们美利坚社会的基石。”

此话一出，场下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那是1950年，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这位参加过二战海军陆战队员，也是以强硬为称的参议员在美国国会演讲的措辞。

二战对美国的影响是巨大的，对美国的同性恋者来说也是。

从战前30万人，到巅峰时1300万人，一群18-25岁的年轻人撑了了庞大的美国军队。作为其中一员，卡尔(Carl Rizzi)在退伍后得到美国国家邮政局的一份工作，如果不是因为参军，他大概率不会知道自己作为同性恋者并不是人群当中少数。

他的老家是新罕布什尔州一个非常典型的英裔小镇，镇上的居民对待上帝和对待耕作一样虔诚，在人生的前18年里，他把喜欢同性这件事当成自己需要向上帝忏悔的罪恶，直到他报名参军后。

上千万男男女女，那可是上千万，即使按照最保守的数字统计，也有数十万同性恋者在美军服役。在一切为了战胜法西斯的前提下，个人生活上的某些“瑕疵“在军队中变得可以容忍。一些同性恋者向彼此大胆的求爱，甚至组成同性伴侣，他们大方的接吻、拥抱，甚至向朋友和家人出柜。

“我从来没有认识到身边有那么多gay。“用卡尔自己的话说：“当你在家里、在学校、在教堂被教导要和异性结婚、生孩子，我却在周围人身上看到，我不必那么做。“他的人生走向了另一个可能，退伍后，他顺利进入华盛顿的美国邮政总局工作。

同样在1953年，两名FBI探员找到了卡尔，这太明显了，他们只是拿着卡尔一张在酒吧里唱歌的照片，那是一张他化装打扮成女性表演时拍摄的照片。FBI探员就拿着照片让他承认“自己是gay。“卡尔无从辩解，在海军服役时，他就向朋友出柜了，当即，他被解除了职务。

在当时，找到一个同性恋者，比找到一个苏联间谍不知道容易到哪里去了，FBI只要去酒吧“盘问“一番就能拿到一串详细的名单，再然后单独审问名单上的每一个人，又能从他们口中得到更多的名单，一环套一环，层层递进，从联邦政府到军队，从学校到医院。

佛罗里达州以阳光和沙滩闻名遐迩，不过柯普斯顿的感受只能用冰冷来形容，高功率灯泡发出的白光如针扎般刺向他的脸，两个探员面不改色地看着不到18岁的他，其中一个的人语气得意洋洋：

“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是同性恋的证据，想出去，就把你知道的同性恋者的名字告诉我们。”

显然，柯普斯顿也是被人“供出来”的，但任凭两个探员如何暗示或明示，柯普斯顿始终回答：“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我们知道你进入这里读书不容易，你不想要一切都荡然无存吧?”一个探员下了最后通牒。

柯普斯顿没有说谎，不善社交的他与其它同性恋者的往来几乎没有，但是他咬死自己不知道，最后只能被释放。

几个月后，他迎来的自己的新室友，在迎新晚会后，年轻的学生们喝得烂醉，其中也包括他的新室友，在回房后，室友突然脱光了衣服并要求和他发生关系，明晃晃的肉体出现在柯普斯顿眼前，他吓坏了，几乎是夺门而逃。

探员没有打算放过他，因为不久后室友承认，是FBI如此要求以“引诱”获得柯普斯顿同性恋的证据。

美国学者金赛(Alfred C.Kinsey)在1948年出版了著名的《性学报告》，在他访问的近18000名美国男性当中，至少有37%的受访者承认与同性有过性接触。

报告从学界影响到了社会上层，他们可分不清同性性行为与同性恋性取向之间不是充分必要关系，只是略带天真而愤怒的幻想，我们身边还有那么多同性恋!?

1953年，以强硬为主的艾森豪威尔接替杜鲁门，在以不体面的方式结束朝鲜战争后，他和他身后的共和党试图扭转局面，让美国再次崛起，而要全国人民上下一心消灭敌人，尤其是，这个敌人还在人民内部。

当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签署了10450号行政命令，美国人民同仇敌忾的热情彻底被点燃了，命令基于同性恋会成为国家安全的威胁而禁止同性恋者在联邦政府工作。

助理国务卿斯科特·麦克劳德在上任后仅仅十天内，就开除了21名“有道德偏差”的职员。麦克劳德手下有一个专门负责此类工作的小组，在1953年，该小组开除了99个同性恋员工。为加速进程，小组使用了许多手段，最常用的包括测谎仪和个人访谈。仅仅1953年一年之内，美国联邦政府内部就开除了超过2200名同性恋者。

同时，为了有针对性肃清同性恋者带来的“危害”，政府授权执法部门启动了“消除性变态计划”，旨在逮捕华盛顿特区的男同性恋者。

在华盛顿，任何男性，只要独自一人出现在公园或者广场，就都会被有关部门拦下、审问。在当时，有什么科学的方法去辨认一个人是不是同性恋呢，答案是没有的。作为众多性取向的一种，一个人只有自己承认，才能被认定为同性恋，为了获取“证据”，钓鱼、举报都是必不可少的。

仅在 1955～1957 年间，爱达荷州博伊西市就有超过 3% 的男性被调查，他们被迫“自证清白”，或被要求提供其他 5 名同性恋者的名单。所有的美国人都陷入了奇怪的局面，不断证明自己不是同性恋，同时又要发掘出关于别人是同性恋的证据。

而如何将同性恋的威胁彻底铲除呢，美国人又想到了“科学”。195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用于治疗性精神病患者的法案”，该法案允许逮捕因同性冲动而与同性发生关系的人，并将其归类为精神病患者。这项法案直接催生了扭转治疗，用各种“科学”的方法试图改变同性恋者的性取向，包括电击、注射激素和催吐药物，以及对大脑额叶的局部切除。

恐慌从美国波及到了大洋彼岸，直接导致现代计算机之父图灵被捕，在1954年，图灵由于不堪忍受雌性激素注射，用一颗毒苹果结束了自己。

对同性恋的围捕使得美国社会陷入了人人自危的境地，一旦被发现和同性恋产生关联，轻则失去工作，重则失去生命。

安德鲁·费伦斯(Andrew Ference)供职于美国国务院，作为一名翩翩君子，安德鲁在当地朋友圈里有很高的名声，当他在1954年8月外派到巴黎工作时，FBI的探员找到了他，探员接到了举报，声称他是一名同性恋者，而证据是他和另外几个男性的合照。

在随后两天的调查里，FBI把他的信息散布出去，以此来逼迫他辞职。安德鲁不堪其扰，不到一周后，他用厨灶中的煤气杀死了自己。

1954年，怀俄明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莱斯特·亨特(Lester Hunt)自杀身亡。究其原因，是他24岁的儿子于前一年被华盛顿特区警方逮捕，原因是他在拉斐特·斯乌阿雷(Lafayette Swuare)向一名男性卧底警察嫖娼。共和党参议员威胁，如果亨特参加竞选，就把他儿子的事情公之于众。

抓捕同性恋变成了一场猎巫行动，同学举报同学，同事举报同事，为了把内部的敌人揪出来，美国人民用尽了各种路子，就连这场恐慌的始作俑者之一——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也被公开指控为同性恋。麦卡锡的反对者一直在收集有关他的同性恋活动的证据。他身边的几名工作人员，包括罗伊·科恩(Roy Cohn)和大卫·席恩(David Schine)，也被怀疑是同性恋。

当时的《拉斯维加斯太阳报》公开报道了指控，而麦卡锡的回应是与自己的秘书珍妮·克尔(Jeannie Kerr)结婚。后来他们从纽约育婴堂收养了一个五周大的女孩。麦卡锡没能看到恐慌的结束，他在1957年死于心脏病发作。

但并不是所有的同性恋者都选择了沉默，1957年，历史的绊脚石出现了。弗兰克·卡梅尼博士(Frank Kameny)毕业于哈佛大学，作为当时顶尖人才之一，他应邀进去美国军队地图部门工作。在哈佛时期，他就是学校内部同性恋小组的活跃分子，他们一起诵读王尔德的作品，一起写诗以表达情愫。

检举信毫无意外地出现了，在被FBI调查数日后，弗兰克被迅速开除。忿忿不平的弗兰克在报纸上写下自己的遭遇，很快，雪片一样的信件向他飞来。

“我希望得到公正的对待，那是我们宪法里对人民的承诺。”弗兰克说。他给各个参议员写信，得到的答复要么是“无可奉告”，要么是劝他“识时务”，还有一些不痛不痒的回复，大意就是法律如此，汝之奈何。

1961年，弗兰克向美国最高法院第一次关于同性恋权利的上诉，不用想，案件始终没有得到受理。同年他组织参与了Mattachine，美国第一个同志权利组织。在费城，也就是美国国父们写下独立宣言的地方，弗兰克举着标语，面对记者和民众说出了，“如果我不同意某人的观点，我会给他们一个机会来说服我他们是对的。如果他们失败了，那么我是对的，他们是错的，我只需要与他们作斗争，直到他们改变。”

弗兰克召集同伴给专家写信，要求把同性恋从精神疾病的名单中去除，面对冷漠，他出现在美国精神医师学会APA的现场，当时的会议正在讨论继续把同性恋列为精神疾病。弗兰克抓住麦克风前高喊：“我们不是问题所在。你才是问题所在!”

越南战争的开启结束了薰衣草恐慌，对于美国而言，丛林里响起的口哨声比同性恋的威胁来的更大，没有人统计过50年代有多少人因为性取向或者纯粹莫需求的指控而遭遇不公正的对待，但可以肯定，这场恐慌的确影响了很多人。

到了60年代，美国人民彻底看清了，高昂的税收、战争的死亡，没有让美国再次崛起，此起彼伏的民权运动在美国出现，在彩虹旗出现前，同性恋者用紫色的旗帜来代表自己，这正是薰衣草的颜色，是提醒每一个参与者曾经发生的一切。

2009年，时任美国总统正式向弗兰克道歉：在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可耻的行动中，美国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在1957年支持你仅仅因为你的性取向而解雇你。你用勇气和力量反击。请接受我们对美国政府先前政策的后果的道歉。

弗兰克回答说："道歉接受了。

倒是弗兰克的故事感动了电视新闻制作人霍华德， “我确实认为历史上的‘薰衣草恐慌’事件是一个需要记录的重要时刻，但我并没有预料到其中的一些史实会和当下的时事如此贴合，”霍华德说，《薰衣草恐慌》是他的电影导演处女作，“我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才完成这部电影，我一直希望它能产生额外的共鸣。它在现在播出是有价值的，让我们可以在历史的背景下来讨论现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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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Roderick Dorsey 薰衣草恐慌：美国政府的反同性恋清除行动

josh Howard 《The Lavender Sc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