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龙应台大陆见面会：假如儿子是同性恋

龙应台在北京三联书店与读者交流互动

　　心同网讯 “上次跟读者见面是很多年前了。”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用这句话开始了自己在北京三联书店举行的《目送》读者见面会，“来一次北京很不容易。”作为台湾作家，龙应台先生的文章和作品在整个华文世界都有着广泛读者，在昨天的这场读者见面会上，龙应台向现场读者讲述了自己作品在华语地区不同的遭遇和阅读感受。　　“大概1990年代初以来，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出现，就是我的同一篇文章会在华文世界的六个地方同时发表。”尽管从那个时代开始世界之间的距离开始缩小，但在龙应台看来，她的文章受到这一高规格待遇其实反映了“华文世界六块地方隔离得非常远，有些地方隔离得非常严。”　　华文世界相互之间沟通、联结没有想象中密切也许只是一个表现，在龙应台看来六地华语读者对她同一本书甚至同一篇文章的态度也会截然不同，“所以常常会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同样一个文本，同样一篇文章，在台湾的读者读来是一种解释，我常常发现这篇文章在大陆人读起来他们竟然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反应，或者是同样一篇文章放到新加坡的时候，你会发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人的反应是相反的。”龙应台说。　　从《野火集》一直到现在的《目送》，不仅是对文本内容的理解和情感反应华语地区读者会有不同，“我发现在解释龙应台写作风格发展的形态上，中国大陆读者和中国大陆之外华人读者又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在中国大陆，我发现到有一种声音会说，当初写‘野火’的人，还有写了《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的这个人，怎么现在在写《亲爱的安德烈》和《目送》？她怎么越写越小了，或者是说怒目金刚怎么会变成儿女私情、温婉小女人，从大变小了，大为失望，龙应台你怎么回事？可同样一个文体，在中国大陆外面，他们的看法刚好相反，他们会说，龙应台从小变大了。就是说，以前你是针对社会现实或者政治去写文章，但是那些其实是立即的、短暂的、表面的，而真正的实质的、比较接近生命本体的、巨大问题的，其实是《目送》这样的写作。”　　但龙应台并不拒绝这样的误读，“有时候就会有一种文本的误读，这个误读出现的时候，对我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过程。”　　现场交流　　“我彻底迷恋小孩”　　问：您人生中哪个角色做得最为出色？母亲？女儿？妻子？还是作家？　　龙应台：孩子小的时候我做母亲这个角色是做得最好的，我烤蛋糕烤得很好吃，但孩子长大之后，应该说《亲爱的安德烈》是一个受伤笔记，孩子长大了，原来长大了之后会变成这样一个怪物，你怎么去面对？作为妻子更失败。作为女儿很晚熟，父亲老的时候，我在做公务员，每天十多个小时的工作，可我还是每个月一定把父母亲接到台北来，带他们看戏、散步，可是那个时候我不懂得什么是老，更不知道什么叫死。等到从父亲那儿学到一些，再回头来照顾老了的母亲，我发现我比以前会了一点，但我是一个学习非常慢的女儿。我最出色的身份是不是作家？这个不是由我来回答，是要你们回答。　　问：作为事业女性，当初您决定生孩子的时候有过艰难的选择吗？　　龙应台：一点都没有，我彻底迷恋小孩，我在白天写《野火集》，那个时候被负责国家前途的人来约谈我，我晚上给孩子哺乳，喂母奶，月光照下来，我坐在整个黑的房间里面喂奶，我觉得这才是人间一等一的、最重要的、顶天立地的大事，给孩子喂奶，所以没有艰难的决定。　　问：假如您的一个儿子有天走到您面前跟您说，“妈妈，我是一个同性恋。”他在您心里有没有什么变化？　　龙应台：我今天还常常跟安安说，我说：“安安你怎么还没有女朋友？”他看着我，我说：“你会是同性恋吗？”他就说：“你别闹了。”他不是。如果他是的话，有一天晚上，他跟我说“我是一个同性恋”，我会说，他是同性恋给我的刺激，跟他说“妈，我是个左撇子”一样，没有任何差别。但同性恋毕竟在主流的社会里面是少数，我就会比较担心，你找朋友不太容易，我得想办法帮他找到朋友。他如果刚好是处在一个同性恋饱受歧视的社会环境里面，我还会鼓励他说：“你要为同性恋多讲话，你要捍卫他们的人权，让社会对他们有健康、真实的认识，而不是道听途说的各种偏见。”我会欢迎他的朋友，我会进入他的世界去理解他，就是跟他是任何其他的什么一样。如果哪天他来跟我说：“妈，我吸毒。”那我觉得同性恋比这个问题好多了。所以，他如果跟我说他是同性恋的话，我就说：“太好了，你今天告诉我了，你应该早告诉我。”我会跟他一起去同性恋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