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中国同性恋走向组织化的九年艰难进程
国内来源：心同网2008-12-12
不过，除了追求自身幸福、平等(比如同性婚姻)的权利，中国同性恋社群组织化也日益明显，并且将成为此后的主题。
据社会学家李银河推测，中国同性恋者人口数量为3600万-4800万，“互联网把他们推到现实中并组织起来，”中国知名的同性恋网站爱白网负责人冰蓝说，“上世纪90年代末，全国同性恋网站只有10多家，但到2002年已激增至300多家，加上近年博客、QQ的兴起，内地同性恋网络组织的数量已难以估计。”
而艾滋病干预专家、马丁奖得主张北川教授介绍说，“现实中，同性恋社群组织数量也非常庞大。打着艾滋病防治旗号做事的各地同性恋志愿者小组，就有300多家”。20年前，他开始了中国第一部全面探讨同性恋问题的学术著作《同性爱》的写作。
今年7月，张北川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MSM(男男性行为)社群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研讨会。全国100多个同性恋志愿者组织碰头，性情高涨，并商议成立一个制度化的联盟，“用来分享社区工作经验、协调志愿者小组之间日益锐化的矛盾。”
“这是中国同性恋社群从匿名的虚拟社会走向公民社会进程，”张北川说，编织于同性恋社群间的组织网络已经浮现。
然而，对于另外一些清楚中国同性恋社群发展历史的人士来说，则有了一份担忧。
启蒙时代的地下活动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点”的活动星罗棋布。相对于民间“点”的蓬勃发展，学界尚在启蒙当中
“中国同性恋的社群形态始于‘文革’。一切正常的伦理秩序破坏了，熟人之间不可信任，转而到陌生人中间去，于是同性恋者们开始寻找新的隐秘活动出口——公共浴池、公厕、公园、公共阅报栏、公共车站等。随着个体间的信息传播，这种类型的户外场所，很快成为约定俗成的同性性活动基地，俗称为‘点’。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这种‘点’的活动便星罗棋布了。”
58岁的童戈坐在家中，描述他所在的城市天津，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条长达10多公里的同性恋者聚会线路，他说，“沿着海河两边，从下游的刘庄浮桥一直溯游而上，到上游的金刚公园，两边所有的公厕和在延伸线以外的公厕、公园都是他们的聚集点。”
童戈是一名公开的同性恋者，早期，他以“童戈”为笔名写同性恋小说。2004年之后，因为不想做“被人研究的小白鼠”，转而研究“自己”。当两本厚厚的专著《中国人的男男性行为——性与自我认同状态调查》和《中国男男性交易状态调查》出版后，他成了同性恋社群的专家学者。
相对于民间“点”的蓬勃发展，学界尚在启蒙当中。80年代以前的中国并不存在“同性恋”这个概念，同性性行为，在法律上仍归属“流氓罪”。而此时，经历过“文革”的一些知识青年重新走入学界后，试图用科学的角度探索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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