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麟： 打官司是我们做过最浪漫的事

采访、撰文｜少华

2013年5月17日，长沙，一支100多人的同性恋游行队伍，拿着彩虹旗，喊着口号从潇湘大道沿江风光带走过，队伍中有广州同性恋亲友会主任阿强，香港的艾滋病活动家张锦雄。当天晚上，孙文麟和所有长沙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一样都收到了这样一条短信；“一定要找到长沙同性恋游行的组织者！”。18日凌晨，4名参加游行的人被叫去公安局“了解情况”，其中包括这次游行的主要组织者向小寒。早晨，孙文麟直接去找自己所工作的公安局的局长，要求局长放人，“我当时和局长说，这不是反政府游行，而是弱势群体在和平理性地表达诉求，他打电话给当时负责这个案子的岳麓区公安局，那边说已经放人了。结果只放了其他三个人，向小寒没放。”

在公安局工作的孙文麟也是这场游行的组织者之一。他上大一时就在学校里建立了一个男同QQ群，经常组织大家一起聚餐、KTV，学校里有一名外教老师也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后来因为厌倦了大学里的生活，他从大二开始辍学在家。

向小寒因"非法组织游行"，被拘留了12天，孙文麟也被领导下放到街道办搞计生工作，他很识趣，主动交了辞职报告。他后来又开了一家同志茶馆，经常举办一些同志话题的讨论会，孙文麟的妈妈坐在台下带头鼓掌。但这些都是后话，直到2014年6月，遇到胡明亮之前，他一直待在爷爷奶奶家，没有再找工作。

家里人

孙文麟从小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在他六岁的时候，妈妈因为忍受不了爸爸暴躁的脾气，离了婚。法院虽然把他判给了爸爸，但是爸爸没有带过他。

“我爷爷是老党员，老干部，他年轻的时候打我奶奶，打我爸爸他们三兄弟，但是从来没有打过我。我小时候，谁要走都可以，但是我一定要粘着我爷爷，和他特别亲。”

孙文麟的妈妈回忆：“他小时候很懂事。有一次过年的时候我头部受了重伤，晚上从医院回到家，他问我:‘妈妈，你吃面不？’我说：’太晚了，我不吃了’，他说：‘我会下面嘞，我下的面好好吃嘞。’我为了不打消他的积极性，就让他做给我吃了，他还在面里放了酸菜和肉。他问我：‘妈妈,好吃吗？’，我说：‘好吃好吃。’”

离婚后，妈妈和孙文麟每个月见一次面，为了让儿子感受到家的温暖，逢年过节，她会带着孙文麟和他的堂妹一起出去玩，“当时他还小，不理解，他还是感觉这不是个家，觉得自己没有妈妈疼。后来我儿子就和我很疏远了。”

14岁时，在奶奶的寿宴上，一位远房的亲戚和孙文麟闹着玩：“小伙子这么帅，有没有女朋友啊？”，孙文麟说：“叔叔，我喜欢男的”。寿宴结束后，父亲打开他的房门，将他一脚踹翻在地，他也不甘示弱，和父亲扭打了起来，直到被亲戚们拉入另一个房间。大人们训斥他：“同性恋本来就是不光彩的，你怎么能在这种场合说！”

“多不公平，他们一群异性恋批斗我一个同性恋。后来我爷爷又好几次以嘲笑的口气跟我说同性恋真是奇怪什么的。我就用同样的口气回复他我对异性恋的看法。”

孙文麟很讨厌‘孝’这个字，父母孝顺爷爷奶奶，子女孝顺父母，在他看来是异性恋文化的再生产，像传销一样。“我只是我妈的一块食物，进入到她的肚子里，有了生命，从化学来看只是个很简单的反应。”

爷爷直到现在也不认可同性恋，虽然他和爱人胡明亮的住所离爷爷家只有5分钟的路程，但他也只是偶尔回去一下，喊一声“爷爷”，爷爷也懒地搭理他。

胡明亮是孙文麟的爱人，在小区当保安班长，两人在一起两年多了。在今年的5月17日他们举办了一场颇受媒体关注的婚礼，孙文麟的妈妈和胡明亮的爸爸都去参加了婚礼。

胡明亮的老家在湖南省湘潭市的农村，“那里有罗汉山、有一大片莲子田，还可以在水库那里遥望南岳衡山。最重要的是，有这么一个萌萌哒大叔，我的最爱”，孙文麟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今年过年的时候，孙文麟陪胡明亮回家了。胡明亮和父亲聊了很久，当着孙文麟的面和父亲说：“这是我要待一辈子的人”，父亲只说了两个字：“要的。”

“我们家都接受我是同性恋，我们办婚礼的时候，我爸也来了，是我妈让他来的，我妈说：‘这有什么的，怎么不可以去的。’”胡明亮骄傲地说。在婚礼上，胡明亮的父亲闹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他小声问婚礼现场的记者：“你知道不，要是找个好点的医院，可不可以治疗同性恋？”

另一半

第一次见孙文麟的时候，胡明亮35岁。孙文麟回忆道：“那时候我刚好过了25岁的生日，想到自己从来没玩过SM，我就加了一个男同SM群，我在群里问有没有人带我玩，很多人要我做奴，要我叫他爸爸什么的，这完全颠覆了我的伦理观念，当时觉得很接受不了，但是我又不会做S，怎么去调教别人我也不会，我想那就干脆做一次奴吧，试一下是什么感觉。后面聊的几个我就妥协了，看了他们的照片，胡明亮我还挺喜欢的。但是我也怕出什么意外，之前长沙有一个男的，玩窒息，杀了三十几个人，我也怕自己遇到这样的人，但我还是很好奇。我和我当时的男友说:‘你大约7点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如果8点我还没有回来的话，你一定要联系我的家人’，然后我就去和胡明亮见面了。他当时穿着保安制服，我还挺喜欢的，约炮的感觉也不错。他说他喜欢我，我说我也喜欢你啊，他以为我开玩笑，就一脸不开心的说：‘可是你有男朋友啊’，我说：‘那有什么，有男朋友不是还可以和你约炮吗？’，此后我们一直是炮友，只不过约得比较频繁而已，天天约。我和他从来都没有说过‘做我男朋友好吗’这样的话，就只是这样地交往。”

“在大约认识三四个月的时候，我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对他产生了感情，那时我和他还住在我爷爷奶奶家，他平时下班最迟晚上9点到家，有一天都已经10点了，他还没回来，我就给他打电话，不停地打，打到11点，直到他接电话，他给我说是因为他们单位的水库坏了，在修。我当时发了很大的火，我说‘你应该跟我说一声的！’”

2015年的中秋节，孙文麟家里十几个亲戚在餐馆聚餐，他把胡明亮也带去了。十一年来，孙文麟的爸爸对同性恋的看法也发生了转变：“走到这一步，我也慢慢接受了，只希望他能有个后代，这是每一个为人父母的，对子女最基本的期望吧。”孙文麟的爸爸和胡明亮聊了好久，希望他能够多照顾自己的儿子，希望他们能够稳定长久的在一起。“他怕我感染HIV。因为我以前经常带各种男人回家，我爸认为人数多的话感染HIV的几率就会大。和胡明亮在一起之后，我偶尔也会带其他男人回家，我爸看到就会给我脸色看，好像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一样。”孙文麟笑着说。

孙文麟曾经是一个单身主义者，他看完了英剧《极品基佬伴》第一季，剧中两位同性爱人容忍对方50年的好脾气让他感觉不可理喻。“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在亲密关系和个人政治之间找到平衡，不过我现在已经告别单身两年了。”孙文麟在朋友圈里记录道。孙文麟现在认为，虽然他和胡明亮在一起生活，但是每个人还是拥有自己的人身和思想自由，即使胡明亮现在要去和别人一起生活，他也不能够反对，因为这是胡明亮的自由。胡明亮说：“我感觉和其他人约炮可以，但是我又何必去找另一个人一起生活呢？我没有那个精力。”

两个人也因为约炮吵了最大的一次架。在他们去民政局登记结婚的前一天，胡明亮和一个孙文麟不喜欢的人发生了性关系，孙文麟对胡明亮发了火，胡明亮嘴笨，也不会顺着孙文麟说话，好强的孙文麟感觉胡明亮和那个人一起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孙文麟狠狠地踹了胡明亮一脚，又动手打胡明亮，胡明亮本可以还手的，但是他只是紧紧地把孙文麟抱在了怀里。“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全身的力气都被融化掉了” ，孙文麟回忆说。

婚姻

2015年6月23日，孙文麟和胡明亮去民政局登记结婚，被拒。后来找民政局沟通，未果。遂将民政局告上法庭，败诉。不服，终审维持原判。这场官司一直持续到2016年6月底才告一段落，包括BBC、网易新闻、凤凰资讯在内的几十家国内外媒体都对其做了报道，同性婚姻的话题第一次如此直观地进入中国公众的视野。”

他们为什么要去民政局登记结婚？孙文麟说：“因为我想和胡明亮结婚”，胡明亮说：“去民政局登记是他先提出来的，我没有认真想这件事，我感觉在中国现在的环境下，这件事做起来挺简单的。”孙文麟的好友李麦子也在今年举办了婚礼，她回忆说：“他想结婚也是为了胡明亮，成为了合法夫妻才能享有夫妻之间的法律权利，比如在对方做手术的时候可以签字，还能享受住房补贴。”

在2015年初，孙文麟参加了几个律师朋友办的聚会。在聚会上，孙文麟问李麦子:“我能不能和我男朋友去民政局登记结婚？”李麦子回忆：“我和他说，你可以试一试。我们感觉他就是说一说，没想到他真的就去了！”

孙文麟的案子得以立案是因为中国从2015年5月1日开始实行了有案必立的立案登记制。无论是在法庭上还是在他最近写的文章里，孙文麟一直坚持认为中国的法律里没有明确禁止同性恋结婚的规定，所以同性恋结婚在中国是合法的，只是没有人去实施罢了。李麦子和几个律师对孙文麟说：“你不能这样理解。”孙文麟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

孙文麟为了专心做推动同性婚姻的工作，从单位辞了职，他成立了一个叫“婚姻自由”的公益组织，准备在中国举办100场同志婚礼，让公众看到同志要结婚的诉求。他和胡明亮是第一场，第二场是三亚的一对跨性别夫妇，已经在今年的9月15日举办。“郑州有两个人都是HIV感染者，想办婚礼，前不久其中一个打电话跟我们的志愿者说他的伴侣去世了，我觉得好凄惨。还有一些想结婚的老年同志。像这种人权的问题，都是等不起的。”

今年8月，孙文麟报名参加了爱白文化教育中心举办的中国同志社区领导力培训项目，来到北京面试，我去火车站接他。下了地铁，离他所住的宾馆还有一段距离，需要步行过去。孙文麟左顾右盼，问我：“怎么没看到有人抽烟，是不是北京的公众场所也禁烟了？”我回答说不知。他是烟民，一会不抽就受不了，我说：“禁烟也好，省了吸二手烟。”孙文麟平缓地说：“禁烟是不人道的。”

面试开始了，每人十分钟演讲。孙文麟没有写稿子，演讲平铺直述，题目是《中国同性婚姻的出路在哪里》：“我现在能做的就是争取社会上大部分人对同性婚姻的支持，我就想到办100场同志婚礼，把这些同志伴侣的爱情故事讲出去，因为大众都是喜欢看故事的，通过讲故事激发他们的同情心，他们就会理解了。我感觉打官司还是要做，但是会被政府阻拦。我们所有的行动都应该想着让媒体去报道。打官司和办婚礼都是可以让媒体大肆报道的事，不管评论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起码引起了讨论。”

孙文麟说他目前还没有找到自己干起来很有天赋的工作，同性婚姻是他现在想要做完的事。

日子

孙文麟和胡明亮都说去民政局登记、打官司是他们做过最浪漫的事，而他们平时的生活和其他伴侣一样，也是平平淡淡的。他们俩租了一间公寓，现在家里的经济来源全靠胡明亮的工资，胡明亮说：“在一起生活，也是合作者。我不挣钱，公益也做不了”，胡明亮说他的生活目标就是能够有个六七十平米、在市中心、交通方便的房子。孙文麟说自己是个没什么规划的人，“我从小所有认识的人都在长沙，生活再怎么着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我也不羡慕中产阶级的生活。”

他们俩都不喜欢小孩，“我是感觉这是他们两个人的事。他爸爸以前是要他必须要小孩的，现在好像也没提过这件事了”，孙文麟妈妈说。

孙文麟的妈妈在孙文麟打官司以后也开始做同志公益了。她去广州参加了同性恋亲友会的培训，在长沙成立了隆光彩组织，帮助同志和家人出柜，等这些事做完，她想做同志养老院的事，“我没想到我儿子这么勇敢，以前觉得他是不爱说多话，在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照顾下的小孩，没想到他还想为这个群体服务，把工作都辞了。”

孙文麟妈妈顿了顿，接着说：“你做这个事是可以做，但是你还是要生活啊。”

“昨天我和孙文麟一起回了我家，我们和爸妈拍了合影。我妈还说要给我们摆酒席，让亲朋好友都来祝福我们。村里的那些亲戚邻居都来看孙文麟，他们都很喜欢他，我妈也很喜欢他，我也很喜欢他。”采访结束后，胡明亮在微信上给我发了这些话。

本文出自ＧＳ杂志第30《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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