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流行男扮女装 犯罪集团从幼男培养

　　第二类则属于民间的诈骗行径，即青年男子自幼女装，以教习女工针黹为幌子，出入民家闺阁，趁机骗奸良家妇女。此类案例明代史料中记载较多，可能与当时的社会风习有关。如谢肇淛《五杂俎》卷八记载:“国朝成化间，太原府石州人桑(羽中)自少缠足，习女工，作寡妇装，游行平阳、真定、顺德、济南等四十五州县。凡人家有好女子，即以教女工为名，密处诱戏，与之奸淫。有不从者，即以迷药喷其身，念咒语使不得动，如是数夕，辄移他处，故久而不败，闻男子声辄奔避。如是十余年，奸室女以数百。”后来桑(羽中)的行径败露，被擒送官，他供出了同党十几人，而且都是同一师傅教出来的。最后，这个分散流动作案的犯罪团伙被全部正法了，但该案所反映的行骗手段令人惊异，前所未闻，后世亦不多见。它一方面反映了明代的社会治安存在严重隐患，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明代民间的享乐奢靡风气。后来冯梦龙在其话本小说《刘小官雌雄兄弟》中，还将此案例改写为入话部分，可见这在明代是一件十分轰动且影响深远的社会新闻。

　　在明人陆容的《菽园杂记》卷七中，除了有与桑(羽中)案件同类的事例之外，还记载了当时的多种骗婚现象:有以丑女调换美貌者，有以出嫁为名裹挟男家财物逃走者，“又有幼男诈为女子，敷粉缠足，其态逼真。过门时，承其不意，即逸去”者。其中“裹挟男家财物”是至今仍然存在的诈骗现象，明代名日“挈殃儿”，今天称为“放鸽子”，只是新娘都是女骗子(也有被人贩子所迫者)。至于男扮女装的骗婚案件，在今日则基本不复存在了。

　　第三类可视为古代男嬖的流风。在我国历史的某些时期，社会上曾出现过女装打扮的某一类男子群体，这其实是此类人畸形生存状态或病态审美心理的反映，如《荀子·非相篇》中指出的“今世俗之乱民，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姚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虽然这种妖冶的装束也一度引得女性的追捧，但最终是遭到了社会大众的鄙弃，并受到了刑法的制裁。此外，古代国君宠幸男嬖，多蓄倡优的风气到后世也逐渐波及民间。据宋代周密的《癸辛杂识后集》“禁男娼”条所载:“闻东都(笔者按:此指北宋)盛时，无赖男子亦用此以图衣食。政和中，始立法告捕，男子为娼者杖一百，赏(疑应作“罚”)钱五十贯。吴俗此风尤盛，新门外乃其巢穴。皆傅脂粉，盛装饰，善针指，呼谓亦如妇人，以之求食……凡官府有不男之讼，则呼使验之。败坏风俗，莫甚于此。”虽然这种伤风败俗的现象自古便遭到社会舆论的指斥或是官方的取缔，但却禁而不止，一直蔓延到明清时期。当时的文献及小说中还时常出现青衣、娈童一类人，他们虽然未必女装，但这既是古来男嬖恶俗的流毒，也是封建末世窳败世风的折射。

　　与上述情形类似的还有魏晋时代的男子女装。当时的贵族男子往往追求一种女性化的美，他们日常不仅面敷粉黛，腰佩香囊，行步顾影自怜，而且有人还爱着女装。这在今天被称为“异服癖”，是一种性心理障碍，但在魏晋时期则被某些人视为时尚。如《世说新语》中形容男性美常用“玉人”、“玉山”、“玉树临风”等词汇。还有大名士何晏，他“美姿仪，面至白”，平日里“动静粉白不去手”(《三国志》裴注引《魏略》)，而且还“好服妇人之服”(《宋书·五行志一》)。这种病态畸形的柔弱之美，自然也反映出一种缺乏阳刚之气的时代风尚。

　　第四类属于我国戏曲表演中的“男旦”艺术。中国戏曲史上早期的演员大多为男性，如先秦时代的优孟、优旃，两汉百戏中的倡优，直到唐代宫廷的黄幡绰、张野狐等。不过发展到唐代，宫廷和民间都盛行歌舞戏和参军戏，这时的演员既有男亦有女，既可女饰男，也可男扮女。但由于心理因素，人们对其中男优扮女的表演还是颇存非议的，例如韩愈在《辞唱歌》中，先是对身材曼妙的女伶的歌唱倍加赞扬，然后对男优的歌唱予以嘲讽:“岂有长直夫，喉中声雌雌。君心岂无耻?君岂是女儿?”这里所苛责的显然是男优扮女的表演。元明时代，戏曲舞台上涌现出一批批优秀的坤旦，然男旦艺术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至清代，男伶逐渐占据旦行的主流。清人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就记载了众多的男旦演员，其表演艺术已达到了较高水准。同书卷九还说:“扬州花鼓，扮昭君、渔婆之类，皆男子为之。”其后再发展到近代的戏曲舞台，无论是昆曲剧社还是花部戏班中，都不乏男旦的表演。尤其是经过几代京剧艺人的努力，男优表演已逐渐升华为一种高雅的“男旦”艺术，而且名伶辈出，为国粹添光彩、传佳话了。需要说明的是，历代男伶的女装表演属于一种舞台艺术，与其他类型的男扮女装本质上决然不同。而且男旦的女装仅限于舞台或艺术照，日常生活中他们仍是男性装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