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革命:亚洲同性恋之都尼泊尔

苏尼·巴布·潘特（SunilBabuPant）是个教师的孩子，在尼泊尔中部的绿色山区长大，作为6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从小被家人宠爱，尽管小时也曾觉得会被其他男孩吸引，但因为是在封闭地区成长的天真孩子，他并没有认真对待过这种感觉。那时男孩和女孩都是分开玩耍，潘特觉得在玩伴中产生亲密感是很正常的，而他的朋友也一定和自己感觉一样。他说：“对于在山区农村长大的孩子来说这并不算什么问题，尽管我清楚自己的感受，却难以定义。”

如今28岁的潘特已经搬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生活，同时他也清楚明白自己的感情取向应该如何定义，搬到大城市的目的就是寻找一个和自己一样的男同性恋，在情感上找到归属。可是他在新环境里发现的着实把自己吓一跳：入夜之后，男女同性恋会在城市公园或者偏僻的郊外偷偷聚会，但是这种聚会经常被警察骚扰，在警方实行干预的时候，“不自然的性行为”是最重要的借口。潘特说：“每天都有大量看不见、说不出的悲剧在演绎。”

像很多亚洲保守社会中的同性恋者一样，潘特可以选择另一种生活：压制自己喜欢男性的事实，用一桩看似正常的婚姻掩盖危险的双重身份。但恰恰相反，他决定站出来抗议严重存在的歧视。他说：“你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在威胁和压抑中生活，要么在勇气中生活。”2001年他和一些朋友成立了“蓝钻石社会”（BlueDiamondSociety），这个组织的最初主要目的是在同性恋群体中宣传艾滋病的威胁。逐渐地，该组织发展为记录同性恋群体受到的歧视、不公平待遇和人权虐待，成员们也纷纷上诉最高法院要求推翻尼泊尔有关歧视同性恋者的法律。2007年12月，尼泊尔最高法院同意他们的请求，4个月之后，潘特成为整个亚洲地区第一位以公开同性恋者的身份当选国会议员的活动人士。2008年底，尼泊尔最高法院宣布有关的最后判决，不仅取消了原本法律中对于同性恋的歧视和打击，还在所有政府文件中添加了“第三类性别”，即除了男性、女性之外的同性取向。新成立的政府顾问委员会正在商讨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可能性，短短10年之间，尼泊尔从偏远封闭贫穷的小国，变成印度著名作家，也是同性恋活动人士的米娜（C.K.Meena）笔下的“亚洲同性恋之都”。

基于同性恋者的权益，这些国家政策的改革以及普通大众认识的提高只可能发生在21世纪开始之后，而在亚洲其他地方，相同的进步，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长期存在的歧视逐渐被侵蚀，也在悄悄发生。在印度，德里最高法院最近废除了一项存在149年的法律，宣布同性恋性行为不再违宪。这项宣布充分说明了同性恋者的权益和尊严，言辞令人感动，以至于在法官宣读的时候，很多在座的人都流泪了。在亚洲的不少城市，今年夏天都分别举行了男女同性恋的庆祝活动，来自官方的干预几乎没有。社会对于同性恋的容忍程度增加并没有明确的统计数字能证明，但是有很多其他形式说明。例如在娱乐圈，著名的主持人、电视明星或者电影演员公开承认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不时有公开的同性恋庆祝活动、集会和游行。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在1994年首次在亚洲举行了全球大型同性恋游行“gay-pride”活动，这项活动每年夏天都会在欧美各大城市举行，已经成为当地夏季缤纷活动的高潮之一，而今年，“gay-pride”在亚洲的很多城市都以不同规模举行。联合国发展计划负责艾滋病项目的总指导杰弗瑞（JeffreyO‘Malley）说：“人们不再否定同性恋的存在，这相比20年前已经是巨大变化。”

周围社会中同性恋者从无到有并越来越多是最近10年来亚洲社会出现的一个重要变化，这种变化的促成原因有国际交往增加，人民的教育程度提高，全球化和城市化程度加剧以及民主制度的完善等，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全球信息的膨胀，体现在从网络到电视，所有你能想到的媒介上。同性恋在亚洲逐渐公开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一种西方化，以往有一种说法，认为同性恋这种“腐败的东西”是从西方传到东方的多种“糟粕”之一，如今这种说法已经完全被抛弃。是因为在全球化引发的巨大社会变革影响力下，亚洲的传统文化信仰和社会架构中，那些经常阻碍社会宽容度的部分，例如宗教的传统保守主义、十分强调婚姻家庭和养育儿女、对于公开谈论性的文化禁忌等正在逐渐削弱。在亚洲的一些城市，已经有容忍同性恋者公开出双入对的空间，印度新德里的一位同性恋活动人士巴汉（GautamBhan）说：“对性的公开讨论应该在宪法的允许范围内，是对民主、平等和人权最基本的尊重。只不过同性恋将讨论的领域转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