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同志电影越来越多！

　　有人跟我讲，台湾真是什么都好，文学作品、电影电视、综艺节目，都好，基本上没有差的。我是“台湾盲”，台湾电影看得也少，知道的不外乎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之流，了不起再加王童、余为彦和陈国富。后来，杨德昌死了，侯孝贤声称支持拍武侠片，蔡明亮退出金马奖；再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台湾电影离不开两个元素：青春与同性恋。其实从前极喜欢易智言的《蓝色大门》，初夏课堂里那些复杂隐秘的暗恋，被困惑扭曲着的美丽时光，只爱一点点，所以只痛一点点，这阵痛最后成就了刻骨记忆；于是过了几年，又出现了《盛夏光年》、《九降风》，以及《渺渺》，眼睁睁看台湾电影以极缓慢阴柔的方式死去，死在那些轻薄如纸的忧愁里，死在失去内蕴的胶片里，死在狭隘的格局里，死在毫无胸襟的私人情调里。

　　当一个出过电影大师的地域一直向着“轻小说”的方向发展，就已属自杀行为，一年里出的那些电影，多半都必须融入同志情结，仿佛拍台湾电影“没有同志，不成方圆”，无论需不需要。几十年前想摆脱日本文化侵袭，学生都爱去舞厅听爵士乐，唱西方民谣，几十年后却回归日系，咀嚼的还是最下三滥的腐文化。可悲的是这仿佛正中电影人下怀，纷纷将作品贴上同志标签，多数都是牵强附会的，架空现实，脱离社会，成了杨过与小龙女的世外伤感桃源。再也没有《悲情城市》里敢怒不敢言的恐惧悲怆了，再也没有《一一》里以一个孩子经历的“生老病死”与“悲欢离合”为自己的人生作一个深遂的总结，“青少年哪吒”在黄舒骏压抑且神经质的配乐里游走，汗水了浸透背脊，但你永远也不会再看到他。抑或是台湾的新生代太幸福，只能刻意在自己身上划几条刀痕，由造作的伤口里挖出血来尝尝滋味，那不是真正的伤口，也不是真正的血液，是人造的虚假苦难。在这幻想的苦难里，禁忌之恋就是全部，除此之外再无任何可以纠结断肠的事，眼界与阅历也只限于此，因此大陆与台湾也不必谁来嘲笑谁，都指着郭敬明那一口混江湖呢。

　　记得周美玲的《艳光四射歌舞团》初看着实惊艳，许多男人不喜欢，嫌太浓丽，那是对中性之美无从欣赏，然而后来的《刺青》却彻底暴露了境界上的单薄，连最起码的诗意都没有了。李康生学蔡明亮也是一样，只学到最浮表那一层，将表现形式曲解为纯粹的情色与无病呻吟，意识既无创新亦无沉淀，久而久之，戏剧冲突转变为单一的情欲崩放。自然的，也不是同志电影就不好，陈玉秀的《那年夏天我们去海边》就是一段暧昧清透的年少记忆，甚至她进入社会参加工作几多时，辞职那天下午坐在路边等公车，海潮的芬芳依旧能穿越时光扑面而来，酸甜且美好。在《征婚启事》里，同志亦只作为“怪现状”的一部份而存在，是一个征婚女坐在茶馆中观到的“奇景”之一。如今我们却只能观赏大S在《爱的发声练习》中杂乱无章的情欲纠葛，为取宠而哗众的另类情节；《十七岁的天空》捧红杨佑宁之后，人们又一次被催眠，以为演同志才是突破与挑战，连彭宇晏都要试。

　　没错，李安也拍《喜宴》的么，可人家的视角与思维早已纵横四海，研讨的是传统观念上的冲突，与接下来一丁点儿与同志不搭边的《饮食男女》、《推手》一脉贯通；即便后来拍个武打片，亦能将中国功夫讲出个四五六来，完全不是即兴发挥，这是有学识有文化才能从细部将作品渗透进真正的价值。而非搞几段多角恋，落几滴眼泪就以为能征服什么。

　　好巧不巧，戴立忍推出了《不能没有你》，而《海角七号》又擂响胜利的战鼓，《囧男孩》剑走偏锋风光了一回，你瞧，也不是必须要拍同志题材才能把故事编圆罢。所谓一击即中的震撼力在台湾电影中早已不知去向，现在反而要不断妥协，找恶趣味的卖点做宣传，同处“太平盛世”的日本，都还在挖掘人性的死角，孕育有厚度有激情的艺术土壤。台湾却一直往皮毛上打滚，连语文已经都学不好，更别说创作。时常看台版书里头那些翻译作者的遣词造句，哭笑不得，最基本的语法都错误百出，而且年纪也不算小了，好似从来不看书的，翻译刻板琐碎，古文基础基本没有，读起来拗口不讲，对原著更是一种损伤。台湾电影同样有愈行愈无知的趋势，从前琼瑶写小说，形容男主角都用到“深度”这个词，那么台湾电影的“深度”又在哪里？缺乏魅力只怪创作者没有积累，居然还有脸调侃琼瑶，就这点知识量都远不及她，人家还知道叔本华，熟读张爱玲，对《罪与罚》了如指掌，适度评判一下《被污侮与被损害的》，而如今搞电影的那群孩子又知道什么？只晓得轻小说与同性恋，泡沫之夏与禁忌之情，最终思想也纷纷化作泡沫。恭喜这些新生代与大陆的“青春疼痛文学”全面结合到一起来了，也恭喜当年刘若英的《美丽在唱歌》没有白拍，换到现在怕是又要归于“无知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