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是不是越来越多？

据《生命时报》报道，社会学家李银河公开自己与爱人“大侠”17年的感情生活。“大侠”是一位“生理女性、心理男性”的变性者，而许多人因此认为李银河是一名同性恋者。尽管李银河对此加以否认，但关于同性恋的话题又一次引起高度关注和广泛讨论。《生命时报》为此专访著名性学家、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博士。

问：很多人认为同性恋比以前多了，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说法？我国的同性恋人数有官方统计吗？

方刚：所谓同性恋者“越来越多”的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其实只是同性恋的“可见度”高了。之所以人们有这样的感觉，原因有二。其一，以往同性恋者处于整个社会高度污名化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更深地“隐藏”自己，所以人们能够“看到”的同性恋者非常少。现在社会较宽容了，同性恋的亚文化运动相对活跃，更多同性恋者开始勇敢地走出来，面对公众。其二，由于同性恋被长期污名化，很多人在社会压力的影响下，认识不到自己的性倾向，即使认识到了也没有勇气面对，所以只是“潜在”的同性恋者。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认识到，并勇敢面对自己的性倾向了。关于同性恋的比例，社会上有3%~10%或者5%这样的说法，但都不是准确的官方数据。

问：据称，国外有研究认为，同性恋是天生的，与基因有关，是这样吗？

方刚：在国内外研究里，既有人认为同性恋是先天的，也有人认为是后天形成的。但讨论一种现象是先天还是后天时，我们的潜意识已经将其看成疾病了。因为我们会讨论高血压、糖尿病、近视眼的先天后天，但并不会讨论异性恋的先天后天。事实上，美国精神病学会早在1973年就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的诊断目录中去除；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也将同性恋从精神病名册中除名；2001年，中国新版的《精神病诊断和统计手册》也将同性恋剔除。

问：有些父母担心，不当的教养方式可能让孩子“变成”同性恋，您觉得呢？

方刚：同性恋不是疾病，与父母的教育方式也没有关系。我们都知道，充满爱的家庭环境会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有利，而与孩子未来的性倾向无关。国外有研究显示，即使是一对同性恋者收养的孩子，成年后也只有少数人是同性恋者。因此，与其把心思放在孩子未来的性倾向上，倒不如关注如何使他快乐、积极、健康地成长。同时我也想提醒，所谓的治疗同性恋，都是不正确。与其去改变他们的性倾向，不如给予一个宽容的社会环境。

问：有种说法是，很多“90后”把同性恋当成一种时尚，请问您怎么评价这种说法？

方刚：我觉得这种“时尚说”很可笑。一个词汇或一个人群被媒体关注多了，被人们议论多了，并不能说明它就“时尚”了。时尚意味着整个社会对其进行追逐、效仿、崇敬的一股潮流，同性恋显然不是这样。

问：有人说中国对同性恋越来越宽容了，是这样吗？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方刚：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肯定是越来越包容了。过去，同性恋者的生存权都是问题，许多人迫于社会压力而自杀；而现在，至少在大城市，自我认同已经是同性恋者的主流，他们的整体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都有了很大的进步。性倾向问题对中国传统的传宗接代观念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但比起在国外对宗教势力的挑战来说，恐怕是九牛一毛。在天主教的观点里，一切不能生孩子的性都是坏的，同性恋者甚至会被烧死。而中国古代（特别是汉唐时期）性观念相对开放，倒是现代社会受西方某些思想的影响导致“谈同色变”。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性解放运动中，西方社会的同性恋观改变非常大，我们由于很多原因没有跟上，导致如今在对待同性恋上的认知和接受差异。而且，中国社会远不是一个不再歧视同性恋的社会。很多人的态度是，与自己无关就可以漠视，但这种所谓的中立并不是接纳。真正的接纳是为弱者维权，为弱者发声。

问：同性恋常让人们想到艾滋病的传播，请问有关系吗？

方刚：当某个人群在整个社会中被污名化时，能够呈现在公众视野中的关于这一人群的信息，注定是污名化的。事实上，同性恋与艾滋病没有关系，女同性恋之间的性行为更是最安全的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的几率远低于异性恋者。我一直主张，不应该使用艾滋病“高危人群”这个概念。容易传染艾滋病的，只有高危行为。如果在性行为中科学使用安全套，那么男同性恋感染艾滋病的几率也很小。

问：关于同性恋，您还有什么想对社会说的吗？

方刚：我们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少数的，比如秃顶、乙肝等。如果相互歧视，那谁都免不了被歧视。如果一个社会中最被污名化的性少数者，都能得到尊重和平等对待，那其他人也能免于被歧视的恐惧，所有人都能获得更自由更有尊严的生活。我们可以放弃关于同性恋的任何争论，而选择一个较易获得一致认可的观点：只要不伤及他人的利益，每个人都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绝对自由，而无需理睬文化指使下的所谓道德与伦理观念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