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最新调查：同性之爱与哀愁

2014年的最后一天，社会学家李银河发表了一篇名为《最后一天》的文章，许愿：“感受那种刻骨铭心的激情”“毫无遗憾地离去”。就在此前半个月，她公开了自己与跨性别爱人“大侠”17年的感情生活，这迅速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随着苹果CEO蒂姆·库克的出柜，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戴伟绅与华裔男友在英国驻华大使馆登记结婚，国内对于同性恋现象的关注出现了几次高潮。

支持者将这种“高调”视为一种勇气，反对者则担忧这会导致过度渲染。

不可否认，随着对同性恋亚文化的包容，这个群体的可见度在不断提升。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依然深藏在柜子里。他们并不清楚，自己该有怎样的生活——放纵，改变，还是接纳？

不过，如此“广而告之”也引发了人们内心深处更多的担忧和疑虑：名人出柜会不会产生一定的示范效应？对这个现象的过度关注，会不会使它成为一种反潮流的趋势？会不会使那些好奇心强的人开始尝试同性恋，从而导致同性恋队伍的扩大化？另外，同性恋的艾滋病感染率明显高于异性恋，其真正原因又是什么？

警惕同性恋的扩大化

1981年，北京大学生理心理学教授沈政第一次访问美国。入住酒店时，有一件事让他颇为费解。“他们不同意两个同性住在一个屋子，而异性可以。”这与当时国内的社会“习俗”截然相反。沈政后来才明白，酒店是拒绝为同性恋提供“亲密接触”的环境。

事实上，早在1973年，美国精神病学会率先决定将同性恋剔出疾病分类，但当时的美国社会对于同性恋的宽容还十分有限。

在美国的那段时间，沈政参加了多个精神病学会会议，目睹了许多同性恋集会活动，但这个现象当时并没引起他过多的关注。直到2013年底开始，沈政在多所高校进行脑神经科学相关的科普讲座，在与大学生互动的过程中，他发现学生们唯独对于“同性恋”的话题表现出了高度一致的兴趣。

“对这个现象的过度关注，会不会使它成为一种反潮流的趋势？”事实上，这并不是沈政一个人的担忧。

同性恋在学界的主流认识中已经实现了“去精神病化”，同时，学界也倡导不要过度关注所谓“同性恋的成因”，反对对同性恋进行治疗。

但这，仍然很难消除人们心头的疑虑。

沈政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上世纪90年代，科学界发现了人类大脑中的性活动中枢，位于下丘脑的性两形核，且异性之间分布和构造有差异。科学家通过对同性恋者尸体的解剖发现，男同性恋者的性两形核与正常的女性更为相似。

还有观点认为，是胎儿在大脑分化阶段，雄性激素分泌异常，使得分化不标准所致。

此外，基因突变、免疫异常等都曾被用来解释同性恋行为。科学家甚至在先天性肾上腺功能亢进和雄激素不应症候群的患者中发现了同性恋者。

但是，沈政指出，以上这些生理因素至今仍然无法确切地解释该行为。而且，目前科学家在对同性恋的研究中发现，存在明显生理异常的比例很小。

因此，对同性恋行为的社会因素分析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在国内也始终存在。“社会化理论”认为，同性恋行为多是受环境的影响而习得的。例如“恋母情结”、失败的异性恋经历、对婚姻生活的不满、身处单一性别环境等，沈政认为，还应包括当下的流行文化氛围。

“同性恋者不该受到歧视。但同时，对同性恋话题的传播应该谨慎，过度张扬可能使那些好奇心强的人开始尝试同性恋，导致同性恋队伍的扩大化。”沈政表示。

警惕这一群体的壮大，在他看来，一方面是因为同性恋行为与艾滋病的发病关系特别密切。另一方面，研究报告显示，在同性恋中，患有抑郁、焦虑、人格障碍等心理疾病的比例要高于异性恋，甚至同性恋中未成年人的吸烟比例也高于其他孩子。

“这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群体。”因此，沈政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同性恋与“疾病”之间并没有真正脱离关系。

他相信，进一步研究同性恋的成因，不过分肯定这种现象，并为有意愿进行行为戒断的同性恋提供治疗与帮助是有意义的。

同性恋为什么“不健康”

着飞是在读博士生，目前从事医学理论研究。周围的很多朋友都知道他是同性恋这一事实。

因为有着医学和哲学的双重教育背景，着飞对同性恋和同性恋现象有着多角度的了解、体验和思考。他直言，“不谦虚地说，我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专家了”。

采访一开始，着飞就表明，自己并不排斥从科学层面研究同性恋现象。科学关注人的行为，通过生物学、遗传学、心理学等研究同性恋行为本是无可厚非的。不过，研究成因和治疗是两回事。

“当你想要改变一个人的时候，在你的内心就已经否定了它。”着飞说，不必苛责科学，但这样的研究实际上是存在隐性歧视的。

这个观点也得到了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的认同。

着飞并不否认，同性恋的艾滋病感染率要高于异性恋。即使是采取了有效的防艾措施，这种差异仍然存在。但是，他同时也意识到，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存在误解。除了生理性因素外，社会因素的同性恋感染艾滋的影响似乎更加明显。

着飞最初接触同性恋群体，主要是通过网络认识跟他一样的大学生。那时，他的感受是，“学生对于感情和性的态度还是非常严肃的”。

“而在一些社会人士中，谈感情就没那么严肃了。”着飞说，“在他们内心，这种‘身份’就意味着要活得很随意、很混乱。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其实同性恋和异性恋是一样的，可以有可靠的关系——有感情的、一对一的、稳定的。”

李银河在《同性恋亚文化》一书中指出，同性恋的生活圈子非常混乱，同性之间的伴侣绝大多数都以玩乐为目的。

在着飞看来，这是缺乏社会认可的必然结果。

大多数同性恋者很难正常结识、交往恋人，他们不会将自己的伴侣介绍给父母、朋友，他们不认为自己可以和对方长久相处。所以，同性恋群体缺乏稳定的伴侣关系，甚至可以说，这种关系极其脆弱。脆弱到只有几周，甚至是几天。

“因为他是同性恋，所以缺乏社会支持体系，不容易建立稳定的关系。比如，同性恋更有条件与固定单一伴侣之外的人发生性关系，代价也更小。所以，他们的性行为更加混乱。”

着飞想要表达的是，这才是该群体艾滋病高发的重要原因。

他也承认，同性恋的心理健康问题确实不容乐观。

在学者调查中，中国的同性恋者曾有60%的人感到极度痛苦，30%到40%的人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3%到13%的人有过自杀行为。

方刚表示，如今，对这个群体的宽容度已经有了显著的提升，但受制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性恋依然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尤其是家庭压力。许多同性恋缺乏自我认同，即使不是抑郁，也几乎是在抑郁边缘。

而在中国，痛苦的不只有同性恋自己。

在社会的一些角落，有一个群体隐藏得甚至比大多数同性恋还要深，她们被称为“同妻”（她们的丈夫是男同性恋者）。上世纪80年代以前出生的男同性恋至今仍有超过70%的结婚率。这些徒有其名的婚姻背后的动机显而易见。结果是，他们的妻子无法得到正常的婚姻生活，除了承受冷漠和孤独。

同性恋之所以活得如此“不健康”，甚至牵连到无辜的人群，是因为同性恋本身造成的，还是因为对同性恋的不认可而导致的？

着飞认为，这才是更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同性恋治疗的真正意义

早在1948年，美国著名性学家金西教授在《人类男性性行为》中提出了一个“区间式存在”的定义，也就是说，异性性行为和同性性行为之间呈现一个谱系的规律。完全的异性恋和完全的同性恋存在于两个极端，中间部分属于双性恋。

根据国外科学家的调查，真正的异性恋占35%，真正的同性恋只占4% 。中间状态中，主导异性恋但有过几次同性恋的超过50%，同性恋与异性恋两者几乎相等的占2%，剩下的则是主导同性恋但也有过几次异性恋的。

资深心理咨询师荀焱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直到现在，无论在社会的哪个领域，都不会认可同性恋是一种时尚，是要被鼓励的，这不过是大家的一种错觉。同性恋注定只是少数，如今，不过是敢于承认这种‘身份’的人变多了。”在荀焱眼中，任何一种被夸大的文化现象都是难以实现的，人们不必多虑。

直到现在，学术界比较公认的是，性取向的改变是非常艰难的。无论是从同性恋变成异性恋，还是从异性恋变成同性恋。

原南京脑科医院医学心理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周正猷在上世纪90年代参与编写了《中国同性恋研究》一书，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当年国内对同性恋者确实有过治疗方面的研究。这类受治者存在强烈的同性性欲冲动，但这种冲动并不是自我所期待的，所以它成为这些人内心痛苦的源泉。

当时，治疗师常用厌恶疗法、认知矫正和分析性心理疗法，重建或增进异性恋欲望，同时消弱其同性恋性欲。周正猷说，这些方法可以达到一定的治疗目的。

但是，他强调的是，事实上，当年那些最主要的受治者是有较强异性恋性欲的，这部分人的确切诊断应该是双性恋者，而不是真正的同性恋。

“在对绝对同性恋的治疗过程中，阻断了同性取向和同性性行为，可是，如何培养其异性取向和异性性行为，这是个问题。”周正猷表示。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潘绥铭曾经说过，当今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越来越强调必须要首先研究主体的感受是什么，这才是重要的。

“有些东西我们可以改变，而改变性取向，等于把‘自我’改变了。试想，‘我’不再是‘我’，究竟有多少人愿意承受？”着飞并不认同这种治疗的价值。

周正猷始终坚持，对同性恋治疗的真正意义，不是同性恋本身， 而是因为同性恋给他们带来的各种心理上的矛盾和困惑。

如今，周正猷一直在南京都市心理咨询中心从事心理咨询工作。他坦言，同性恋者的压抑和苦恼有着很深的社会文化根源。一方面来自于社会的不接纳，更重要的是，同性恋自身也深受主流文化的影响，自我病态、自甘脆弱。

所以，在受访专家看来，同性恋者可以怎样生活，这才是当下国内同性恋研究最实际也是最重要的课题。无论是帮助他们以同性恋的文化和伦理评价自己的群体和自我行为，还是以科学的态度规范自己和同伴的行为，尤其是在强化防艾意识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