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瞒性取向！英国同性恋员工在海外

2009年，纳迪姆‧沙米姆(Nadeem Shamim)离开伦敦到香港的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工作。虽然渴望在新岗位上做出成绩，但他的热情却被悲伤冲淡了。他的配偶、网络营销专家彼得(Peter)无法获得伴随沙米姆驻香港所需的签证，只能留在英国。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这对情侣来回穿梭于亚洲和欧洲之间，每六周飞往彼此的所在地工作一周。尽管要在日程安排上费些心思，还要忍受调整时差和两地分居之苦，但沙米姆仍认为自己算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位善解人意的老板，支持他的弹性工作方式。 “少了（定期的）联络，我原本以为这段恋情会结束。那段时间很难熬……但我们撑下来了。”

对跨国工作的同性恋高管来说，与签证当局的口舌之争是他们不感到陌生的众多烦恼之一。虽然许多跨国公司声称自己对所有员工一视同仁，但它们的业务所在国对同性恋情的接受度却常常有着巨大差异，这使得它们难以兑现公司所有员工一律平等的承诺。

尽管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同性结合和同性婚姻，但大多数国家对此却仍不认可。因此，在某一司法管辖区内结婚或民事结合(civilly partnered)的员工可能会发现，其他地方的移民当局不承认他们的结合，拒绝给他们的配偶发放签证，并且可能会质疑他们与任何孩子的亲子关系。包括欧盟(EU)国家在内的一些国家已通过涉及平等的法律，保护同性恋者不受歧视和“恐同”欺凌。但在78个国家里，同性恋是犯罪行为，惩罚包括罚款、监禁、劳役、甚至死刑。

雇主们鼓励员工“把整个自我溶于工作”，而且希望高管在各种市场历练过——其中一些市场可能不欢迎同性恋员工，甚至对他们来说是不安全的。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到底应该怎么做？

把同性恋高管刻意安排到社会文化进步的目的地看似可以解决这个难题。然而，高管们有时担心，如果他们因某些地方——比如部分亚洲、非洲和中东国家——存在的反同性恋法而避开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市场，他们的职业生涯将会停滞— —即便他们的雇主担保不会发生这种事。

同性恋与双性恋人群游说组织“石墙”(Stonewall)的职场项目主管西蒙‧菲克(Simon Feeke)建议，不要预判情况，而是列出若干目的地供员工选择，让他们自己决定哪个目的地适合自己。他说：“如果机会确实难得，少数同性恋者愿意前往对同性恋有严重惩罚的国家。”

“石墙”的数据显示，约四分之一的同性恋员工对同事隐瞒自己的性取向。如果员工觉得不得不接受调派到一个有“恐同”法律的国家工作，这个问题可能会对他造成困扰。员工担心，如果他们拒绝接受借调，雇主会逼问他们理由。为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西盟斯律师事务所(Simmons & Simmons)修改了公司政策，允许旗下律师要求公司给出指派目的地之外的另一选择，而且无需向公司说明理由。该事务所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与跨性别者(LGBT)网络联席主管戴维‧斯通(David Stone)说：“我们意识到，员工一口回绝借调的原因是，他们不想被派到特定的国家。”

为了让一些难以取代的同性恋高管的借调具有可行性，雇主有时会尽其所能。 2005年到2012年，史蒂夫‧沃德洛(Steve Wardlaw)从伦敦的贝克博茨律师事务所(Baker Botts)借调到该事务所在莫斯科的办事处当主管。他的配偶伊恩(Ian)当时正处于职业暂休期，就陪他去了莫斯科。当俄罗斯在2008年收紧签证规定时，该事务所为伊恩创造了一个职位，让他能以事务所员工的身份留在俄罗斯。沃德洛说：“如果我们当时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我恐怕就回伦敦了。”

雇主们很少会对出于职业发展目的派往海外的初级员工这么通融。然而，企业有时可以调整主要针对传统伴侣需求设计的搬迁福利，使它更适用于同性伴侣。西盟斯律师事务所过去曾为单身赴任的律师支付他们借调期内配偶的探亲费用。现在，配偶的探亲之旅可以转为借调员工的回家之旅——当派驻国不欢迎同性恋者时，同性伴侣往往更喜欢现在的安排。

有时候，借调员工有机会改变那些来自保守社会文化的同事对同性恋者的看法。但沃德洛警告说，最好谨慎行事。面对对同性伴侣关系和同性恋收养感到困惑的俄罗斯同事，他的回应是，在周五晚上邀请他们来喝杯酒，让他们想问他什么就问什么，并尽自己所能驱散关于同性恋者生活方式的“神话”。 “有一两次，争论变得相当激烈，但通常是因为人们当时正纠结于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挑战了他们想当然的东西）。”

OUTstanding是一个面向同性恋高管及其支持者的专业网络，它的创始人苏基‧桑德胡(Suki Sandhu)敦促企业利用它们的投资影响力去推动政府废除反同性恋法律：“如果企业想培养和培育它们的全部人才，它们就应当尽可能地让LGBT员工到海外工作变得更具可行性。”

然而，在不被广泛接纳的情况下，同性恋员工需要最新的情报，以便做出该在哪里工作和该如何保证安全的明智决定。西盟斯律师事务所的回国借调员工制作了目的地城市指南。这些指南提供的信息包括：当地关于同性恋的法律，以及与从当地法律中推断出的情况相比，当地居民和执法者是更能还是更不能接受同性恋情。

对一些同性恋者来说，借调是一个能以自己真实身份生活的机会。经历了在俄罗斯和东非多年“躲在柜中”的生活后，斯韦特兰娜‧奥梅利琴科(Svetlana Omelchenko)要求她当时的雇主将她调派到英国，并在那里“出柜”了。现在，奥梅利琴科受雇于巴黎的科蒂集团(Coty)，她已决定，只在她和她的配偶能以真实身份生活的国家工作。她指出，在数码连接起来的世界中，只在某些市场公开身份是越来越难了。 “在伦敦，我知道有些人只向（可信任的）同性恋同事公开身份，因为他们不想让消息传回自己的祖国。”

沙米姆现在已经回到了伦敦。他计划创办一个网络，让借调海外的同性恋员工能与他们在家乡充分信赖的人相互联系。虽然他在香港是以真实身份生活，但他还记得在他职业生涯早期隐瞒自己性取向时的痛苦。 “对那些（借调到拥有反同性恋文化的市场）'回到柜中'的人来说，有人能与他们讨论困难会是一个巨大的支持。”（译/Cindy P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