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隐秘到公开:中国同性恋走入公共空间

关注来源:夫夫生活2013-05-28

疾病时代:同性恋会被送去治疗

在中国,同性相恋很长一段时间被当成精神疾病。直到2001年4月,《第三版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才将“自我和谐”型的同性恋去除。笔者老家一位女邻居,结婚后不愿与丈夫同床,在床的中间放置木板隔开,回到娘家跟家人说后,被父亲暴打,后被送往精神病院治疗一年。

而另一位河北的同性恋者,跟父母出柜后,被送往精神病院治疗四年,一位健康的年青人被治疗成了病人,药物的后遗症,让他生活难以自理,时常感到头痛欲裂。还有很多同性恋者不敢告诉家人,自己偷偷的在手上戴着橡皮筋,当对同性有冲动和幻想时,就拉长橡皮筋弹自己几下,让疼痛占胜欲念。甚至有人买来氨水,每当想同性时,就打开来闻一闻,让恶臭的气味驱散对同性的向往。这些“治疗”当然并不能起作用,更多的民间“偏方”浮出水面,有人被要求“加强自律”,有的求助巫婆神汉或烧香拜佛。除了被外界当成病人,很多同性恋者自己也把自己当病人,渴望改变。人们提起同性恋时,常加上“患者”二字。

同样是2001年,湖南卫视《有话好说》栏目,因做了一期“走近同性恋”的节目,编导和主持人均“被下课”。很长一段时间,在公众媒体上,同性恋从不能以正面形象出现,涉及同性恋的电影也被原广电总局禁止在公共影院中播放。

现在,我同志我骄傲

直到2004年,中国政府才第一次公开承认,中国有500-1000万青年男同性恋者。在这之后,同性恋在中国的活跃程度显著增强,媒体对同性恋的报道大幅增多,也更为客观。

伴随互联网成长的一代年轻同志,很容易获得同性恋信息,自我认同更快,纠结更少,也很难感受到老一代同志在“流氓罪”时期的恐惧,在“精神病”时期的被歧视。除了信息化带来的影响之外,年轻一代同志不必人人依靠体制,个体生存的空间拓宽,老一代同志担心被单位开除丢饭碗而瞻前顾后,很多年轻人则“大不了换个单位”。

与老一代同志很多人走进异性婚姻,过着实质上的异性恋生活不同,年轻一代同志,很多根本就没打算结婚,顾虑较少,而城市化的进程,帮助很多人远离故乡,在陌生的城市里,人际关系疏离,自由度更大,与陌生人出柜也相对容易。一些同性恋者开始跟家人、朋友和同事公开身份,与同性伴侣同居,甚至共同置业。

另外,同性恋机构最近几年大量成立,很多人开始成为职业的同志活动家,他们的职责就是推动同志权益,而提高社会可见度是同志争取权益的重要一环,因此,大量的同志活动开始进入公共空间。

而西方的同性恋运动,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开始进入收获期,代表同性恋平等权益的同性婚姻在十多个国家合法化,国际同性恋运动所取得的进步,同样影响着中国,中外互动频繁。中国的同志活动家开始利用现代公益的手法,频频制造话题,通过媒体发声,让同性恋群体的声音更响亮。

5月17日长沙的同志游行中,一位中年路人问一位参与者:“你们这是干什么”?

“反对歧视同性恋!”

“难道你不怕别人以为你是同性恋吗?”中年人问。

“有什么好怕的,我本来就是同性恋啊!”年青志愿者大声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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