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威胁校园 大学生同志抗艾救助

关注来源:财新网2010-07-23

  张北川认为,大学生更注重感情,更愿意在感情基础上发生性关系,因此大学生“同志”的感染率应当低于大城市这个群体感染率的总体水平。  但由于缺乏调查数据,全国到底有多少大学生“同志”像刘季和唐糖一样不幸感染上艾滋病病毒,仍是一个谜团。  “没有人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才安全”  陈非(化名)是一名25岁的“同志”,在北京某高校读研究生。从大四时发生男男性行为开始,他有过7个性伴侣,其中三个为“一夜情”。  这三次“一夜情”中,只有一名30岁的上海男子主动提出使用安全套,其他两位均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陈非自己对“同志”安全套也没有好感,认为会降低性快感。  尽管深知“同志”群体的艾滋病病毒高感染率,陈非和很多“同志”一样“存在侥幸心理”。在第一次性行为之前,他并没有细致了解过如何才是安全的性行为,“没有人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才安全”。  一次无套性行为之后,陈非出现持续高烧,这让他非常忧虑,赶紧去做了检测。他向财新记者出示了化验单,结果是阴性。但由于艾滋病病毒感染存在三个月窗口期,他仍不放心,打算之后再去做一次检测。  张北川说,在学生的青春期到来之前就应该进行科学的性教育,“严重的缺课,导致大学生不断被感染”。  广州“朋友公益”的陈杜也说,当前中国年轻人性观念日益开放,而性教育缺乏导致的无知,会增加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年轻人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和异性恋者一样,不少“同志”也期待长久的爱情,而现实往往击碎他们的梦想。下学期就要读大四的暖阳(化名)说,他第一次恋爱是网恋,对方没有勇气见面,后来给他介绍了一个军人。两个人山盟海誓。但军人退伍后选择了放弃,不知所踪。  暖阳有点羡慕异性恋:“异性有婚姻约束,换偶率相对要低。至少怕把对方肚子搞大了,还会采取措施。”  实际上,2001年修订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已经不再将同性恋笼统地划为“病态”。“同志哥”说,这对同性恋人群的去污名化是一个里程碑式事件。他希望,社会能够接纳“同志”,让他们勇敢地走出来,而“同志”也要接受社会主流伦理规范,“不要让外界感觉‘同志‘就是始乱终弃”。  近段时间,大学生群体以及大学生“同志”群体的艾滋病病毒感染情况引起各方关注,有些人因此给他们贴上了艾滋病高危人群的标签。但陈杜说,只要有不安全行为,任何人都可能感染艾滋病,与性别、身份没有绝对关系,“这种标签化更容易对社会大众形成误导”。  一旦感染艾滋病病毒,大学生“同志”可能面临更多的歧视和误解。  结束乡村学校教学的志愿者生活后,唐糖需要一份工作。尽管他可以在层层笔试、面试中脱颖而出,遇到含有艾滋病病毒检测的入职体检时,却只能选择退让。  最终,在一家入职体检中没有艾滋病病毒检测项目的单位,唐糖找到了一份工作。这里没有人知道他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尽管薪水并不丰厚。  暖阳发牢骚说,疾控部门一些人士只想着拉“同志”来检测,却不做权益保护,“受压迫者不会有责任感,不管对自己还是他人。”  浙江“同志”爱心工作组组长王龙则认为,官方对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同志”群体重视程度远远不够,疾控部门的工作重点仍然放在女性性工作者。  2010年,杭州市获得30万元用于支持社区组织的全球基金项目经费,其中25万元针对女性性工作者,3万元针对吸毒人群,只有1.6万元针对“同志”。经过一番争论之后,女性性工作者的项目费用减去5万元,增加给“同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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