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离“同性婚姻合法化”有多远？

台湾主持人蔡康永在《奇葩说》节目中谈及同性恋经历落泪的场景，也吸引了舆论的目光。不同的是，他获得了舆论的同情和声援。而6月26日，美国最高院宣布同性婚姻全美合法化，也恰到好处地给蔡康永送去了安慰。蔡康永在27日的微博写道：“大部分的所謂「一天」，就只是睡著後就过去了的24小時；而夠美好的“一天”，卻会仁慈的澤及好多好多人的、接下去的好多好多个24小時 。”

与此同时，菲律宾、印度、伦敦、西班牙、墨西哥等国家举行“同性恋骄傲游行”。值得关注的是，在加拿大多伦多的游行中，首次出现了来自中国的队伍。

可见，美国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在“同志”世界中掀起了不小的愉悦浪潮。虽然在此之前，全球已有21个婚姻平权国家，但仍有不少媒体用“历史性判决”来形容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如邱震海所评论，美国此举引发全球关注，正因为其经济和文化的强大影响力。有报道称，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让韩国“同志”们深受鼓舞。

中国离“同性婚姻合法化”有多远？

从1924年美国芝加哥成立第一个公认的同性恋权益组织，到1975年马萨诸塞州众议院议员Elaine Noble宣布“出柜”；从1980年美国民主党发声明支持同性恋，到2000年佛蒙特州成为第一个同性恋伴侣民事结合合法化的州；从2004年马塞诸塞州成为第一个同性结婚合法化，到2015年全美同性婚姻合法化，美国足足走了91年。

那么，中国的同性婚姻合法化还有多远？

官媒《环球时报》的评论给出了温和的回答：中国会不会变得一样很难说。该评论肯定，“同性恋者的交往权力应当受到尊重，这一观念已广受传播，支持者日众”，并承认“中国历史上一直不乏同性恋者”。然而，文章笔锋一转，写道，“中国等东方社会在这方面一直慢西方一两拍，最终会否在这方面同西方‘变得一样’很难说”，也“不能就这方面对中国与西方或东方与西方的做法做‘好’或‘不好’的简单价值评价”。

在最大的华人同志网站“淡蓝网”上，首页一直挂着2012年“李克强总理接见淡蓝CEO耿乐”的新闻，似乎昭示着“同志”群体正受到国家领导的关注。但事实上，与中国大陆目前600余个LGBT机构从事的工作重点一样，总理的关注点仅仅是“预防艾滋病”的问题。

而中国性学家李银河自2000年中国《婚姻法》修改时就提出要将同性婚姻合法化，每年的“两会”都会委托代表委员提交《关于同性婚姻的提案》，但这些举动均未引起政府方面的较大关注。

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台湾的部分政治家对“同志”群体表现出友好的支持。在2014年12届“同志游行日”中，民进党苏贞昌、连胜文和蔡英文不约而同地在Facebook上力挺“同志”。在2003年，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也曾拨出经费公开支持“同志”游行。2014年底，台湾更是首次在“立法院”公开讨论了“婚姻平权”问题，但结局终究是“同志爱情”不敌“千年传统”。

两岸三地：孱弱又坚定的民间力量

另一方面，台湾名人群体中愿意公开承认同性恋的依旧寥寥无几。即便是最早承认“出柜”、被圈内认为是“出柜导师”的蔡康永也是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以至于最近谈及同性恋经历时，声泪俱下。

在香港，明星群体代替政治家成为支持同性恋群体的中坚力量。据凯迪数据研究中心简单梳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共有6位明星宣布“出柜”，占两岸三地近6成。其中就包括殿堂级艺人张国荣，而何韵诗则是香港地区宣布“出柜”的第一位女星。

在大陆地区，草根一直致力于推动同性婚姻合法化。2015年3月1日“两会”期间，江西的“同志”父亲林贤志曾致信1000名代表和委员，希望他们能在“两会”上关注同性婚姻合法化议题。信中还附有他耗时一年完成的《加快推进我国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建议稿》。据称林志贤为此查询了国内外超过500万字的相关资料，并咨询了多位法律专家。但信件未获得回应。

另据2011年新浪文化频道发起的关于“同性婚姻法案是否应合法化”的调查显示，在19156名受访者中，有63.6%的网友认为中国应当批准同性婚姻法案。同年，吕丽萍、孙海英夫妇因在新浪微博上发表反同言论，遭到网友的激烈反应。

而在同性恋群体的公众认知上，《霸王别姬》、《春光乍泄》、《喜宴》等一些同性恋题材的经典电影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其中李安导演的《断背山》在10年前上映时，曾在全球掀起对同性之爱的讨论热潮。

2014年10月23日，中国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牟虹女士在联合国会议上表示，“在中国，包括（同性恋人群在内的）任何人都受法律保护，不会因为性倾向被歧视。”这被许多媒体解读成中国政府不反对同性恋群体的公开表态，让不少“同志们”有了一丝希望。

但全面观之，中国同性婚姻合法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李银河所言，中国家庭本位观念太过根深蒂固，而同性恋群体的表达机制也不完善。即便中国批准了同性婚姻合法化，那也仅仅是整个进程的第一步。（本文来源于凯迪数据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