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性恋者的“形婚”

2012年夏天的晚上，我和朋友在学校操场一圈一圈地绕，我跟他说，我要是能在北京找一个二环边上有房有车的姑娘结婚，该多好呀。”31岁的王虎回忆起2012年的那段往事时说，“我找到了那样的姑娘，但这一切并不是我想要的”。

王虎是一名男同性恋者。

当时在北京一所重点中学当教师的王虎，接连遇到了来自同志身份、经济压力和工作上的烦恼，让他几乎陷进了人生中最糟糕的阶段。他想到了“形婚”。

王虎一心想找的姑娘，是一个“彼此信任、拥有朋友感情”的形婚对象。形式婚姻（又称“形婚”）不同于“同妻”、“同夫”（即同性恋隐瞒性取向与异性恋结婚的状况），而是双方为男女同性恋者，通过缔结形式上的异性婚姻，来给家庭和社会一个交代。

凑巧的是，几个月后，同在北京的一个女孩向王虎表白。女孩曾和一名拉拉交往过九年，迫于社会压力，希望结婚。

“她的出现，让我好像抓住了一棵救命稻草。”两人很快决定走进形婚。2013年，他们在北京登记结婚。由双方父母出资，在西直门附近购买了一个两居室。然而，婚后的生活并不像王虎想的那样各自有男女朋友、互不干涉。原本声称自己是同性恋的女孩似乎爱上了他，要求晚上“抱着睡”。而这样的依赖，让王虎感到越来越不安。

一年后，王虎选择了向家人出柜，他在网络上找到一位同志妈妈倾诉：“我多希望我的父母也能对我说，孩子这不是你的错。”王说，“打完这句话我就哭了。”但随之而来的不是双方父母的理解和原谅，所有的指责都指向了王虎。“他们要我去做性倾向‘矫正’，催我们生孩子。”王虎说，“我做不到，连睡在她旁边都感觉难受。”

出柜和结婚没有解决王虎的任何问题。现在，他依然和形婚的对象居住在一起，“但几乎没有交流，害怕回西直门那个家”。

在中国，像王虎一样，迫于社会及家庭压力，而与另一个异性的同性恋者走入一种有婚姻之名而无婚姻之实的人群并不在少数。在这种形式婚姻中，双方往往会事前口头或书面制定协议，分割婚姻中的各项事务。而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社会环境的松动以及LGBT公益组织的宣传，形婚在当代中国的同性恋人群里，显得格外难以为继。那些正走入或已经走入形婚的人群，正面临着处理生育子女、财务分割及面对双方父母等巨大问题。在看似无懈可击的形婚外表下，诸多隐患正在随时间一一显现。

难以维持的形式婚姻

70后的河北人张阳，有过两次形婚的经历。张在上海经营自己的公司，因为家庭的压力选择了形式婚姻。在第一段“婚姻”中，女方在婚礼现场就闹起了情绪，随后加之女方不愿生育而告吹。很快，张阳选择了第二个形婚对象，他们签订了公证协议，用试管婴儿的方式，生下一对双胞男孩，由张出资抚养。

但最后，这段形式婚姻也没能维持太长时间。张阳无法隐瞒孩子抚养中的太多细节，而选择向父母出柜。现在，张阳愿意承担女方一定的生活费用，但不愿她过多接触孩子。

“我们那时候已经在准备复婚了，吃药啊、锻炼身体啊，准备要个小孩。”1982年生于西安的阿森在六年前也有过一段形式婚姻的经历，但仅仅维持了两年就宣告失败。

在一次饭局上，阿森遇见了他的形婚对象婷婷。“当时来了五六个拉拉吧，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拉拉，每个看起来都不错。”阿森说，“我和她互相感觉都挺好，就开始相处了，是兄妹一样的感情”。

2009年，阿森和婷婷在深圳结婚，双方父母是一年以后才被告知的，见父母、摆酒席，和所有异性恋婚姻一样，阿森几乎完美地走完了所有的程序，“父母也很开心”。然而，因为牵扯了两个家庭、阿森与婷婷女友的关系等种种问题，他们最终选择了离婚。

“我们是和平离婚，后来她和她女朋友分手了，又来找我想复婚，我也同意了。”阿森把实情告诉了父母，他们看到儿子的感情再度走向正轨，深感欣慰。阿森同时向父母出了柜，父母答应，这些问题等生完小孩再说。然而，阿森的形婚对象再一次不辞而别，在找到新的女朋友后，去了新疆。

“最初是想通过形婚来让父母开心，给父母一个交代。”阿森说，“没想到最后给父母的是伤害。”直到现在，阿森的母亲还不能接受这些事实，并常常跟阿森埋怨，“一定是那个坏女孩，把你变成现在这个模样。”

参照异性恋婚姻脚本

“希望你：年纪不超过32岁；身高160以上，外形女性化特征明显，性格温和，易沟通交流，有自己的固定L爱人。”在某社交网站的一个形婚论坛里，一位自称“成熟端正”的“大叔”网友贴出了这样的帖子。“大家一起孝顺双方父母，做人人眼中的恩爱夫妻，私底下是亲情关系的兄妹。大家真诚相对，相互扶持相互关心，给父母最大的释怀与欣慰。”在帖子的末尾，这位网友写道。

在走入形式婚姻的同性恋人群里，对于形婚对象的要求出人意料地与一般异性恋群体的要求并无太大出入。女生要求男生“高大帅气，收入稳定”，而男生则要求女生“温柔体贴，孝顺”。虽然双方心知肚明这是一桩没有感情的交易，但交易的双方却依然或遵循传统，或迫于压力地参照了异性恋婚姻的脚本。

没有异性婚姻之实（如性生活），却徒有异性婚姻之名，要在彼此的生活中扮演夫妻的角色，这是绝大多数形婚对象最头疼的问题。

“曾经有一对，双方已经分开住了。但有一次一方的父母突然造访他们名义上的家，吓得另外一方赶紧从浦东打车到浦西，来维持住在一起的假象。”LGBT平权组织“亲友会”的负责人阿强说。

还有一次，阿强认识的另一对形婚夫妻准备拍婚纱照，但因为双方都不愿意为此多花钱，所以选择了最便宜的，一千多块的婚纱照种类，“这在当地就是一个笑话”。拍完婚纱照，男方找女方平摊这一千多块钱，气得女生迅速“分手”，结束了这段“婚姻”。

除了财务，子女生育及抚养可以说是形婚的的重头戏。在接收访问的形婚对象里，不少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而选择形婚。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一愿望往往难以实现。

“不要形婚，形婚没好下场！”加上微信后，这是张奇（化名）的第一句话。来自广东的他目前30多岁，定居在深圳。2012年，已经向父母出柜的他拗不过来自社会的压力，还是与一名女同志结了婚。结婚后，两人很快做了人工授精。2012年12月，孩子出生了。

“然后一切都变味了。”张奇说，“她开始不断跟我要钱。”随后两人关系急转直下，并于2013年离婚。本来因为想要孩子而走在一起，毫无感情的两人，最终还因为争夺孩子的抚养权，而走上法庭，因为孩子不满2岁，抚养权判给了女方。

“拉拉和Gay就像猫和狗一样，是天敌，凑在一起不会有好结果的。”张奇反复强调，“我周围选择形婚的朋友，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他还表示，等孩子懂事后会把一切告诉他，不会有任何隐瞒，“我觉得他会理解我的。”张奇说。

因为对孩子的渴望走到一起，却因为与彼此的难以磨合而分开，这样的例子在形婚对象中比比皆是。而更多的人根本走不到如张奇一样可以生孩子的地步，便已经由于无法包容彼此，也因缺乏维系婚姻的最基本纽带：感情，而迅速分开。

同志群体的污名化

“站在LGBT工作者的立场，我坚决反对形婚。”LGBT平权组织“同志亲友会”的负责人阿强说，“这只是把同志要面对的问题拖后，而不是解决。”

他认为，形婚是同志人群对社会压力妥协的表现，是“假装以异性恋的身份生活”。

在他接触的形婚人群里，大部分处于这种婚姻状态的双方都不会与对方住在一起，“这样能维持比较久，如3-4年左右”；而更多的案例，则是双方住在一起后，在财务、生育及处理双方家长关系等问题上的根本性不一致，没有异性恋婚姻之实，却同样要面对异性恋婚姻的烦恼。

“最有意思的是，双方虽然身为同志，但在形婚中却往往需要扮演各自的社会性别角色；女性一方还是会跟男方索要彩礼等，并会要求对方更多地承担家庭义务。”阿强说。在他接触的形婚同志群体里，财务问题往往是矛盾的爆发点。“曾经有一个上海的女同性恋者，三天就跟她的形婚‘老公’分手了。原因是他居然跟她计较早餐吃的包子稀饭各给多少钱。”

“形婚是一种中国特色的产物，能避免就尽量避免。”中国知名两性学者李银河说：“我也曾促成过一对形式婚姻，但我并不支持。目前中国上层社会对于同性恋的宽容度提高了，形婚现象相对不多；在下层，如工人农民等里面的同性恋群体，还面对很大的压力。”她表示，这样的群体，就会更易因家庭压力走进形婚。

形式婚姻“产业链”

相对于LGBT公益组织及形婚“过来人”的大力劝阻，在中国，专门服务于形式婚姻需求的专业网站、APP却以无比迅猛的势头发展起来，而网络互助群组更是不计其数。

“如何寻找形婚对象？形式婚姻成功的关键要素有哪些？如何避免形式婚姻带来的纠纷？这些问题，请您参阅我们为您精心准备的《形婚指南》。”在一家叫作“中国形式婚姻”的网站首页，醒目地写着这样的广告语。

目前，该网站已经集聚了将近40万名会员，并称是“中国最早、全球规模最大”的形式婚姻网站。“会员主要集中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对他们来说，父母、亲戚远在老家，形婚更易操作，不太会穿帮。”网站站长林海说。

“但从我个人的角度，更鼓励出柜，而不是形婚。”林海表示，“对中国的形式婚姻市场来说，未来至少还有二三十年的需求，随着社会包容度和同志群体的能见度提高，这样的同志婚姻方案也许会成为历史。”

林海称：“中国形式婚姻网主要通过VIP会员服务盈利，但财务上仅保持营收平衡。”

除了跟异性恋交友网站一样蓬勃发展的形婚交友网站，类似的APP也出现了。2015年最新上线的APP“彩虹佳缘”，就是一自称“严肃的男同女同形婚交友平台。”

“寻求形婚的人群需求最强烈的年龄段在28岁-30岁之间。”彩虹佳缘创始人廖卓营说，“相比以前，现在形婚的渠道和方式很多样，市场很大”。

而针对这些形婚网站和APP的出现，同志平权公益组织WorkForLGBT的创始人Steven Bielinski则认为：“这是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商业行为，荒诞可笑。”Steven Bielinski强调，形婚商业化使不诚实和欺瞒融入同志对婚姻的社会价值，形婚这一趋势越盛行，通往平等的道路就会变得越曲折。

形婚中的焦灼者

“她最怕我去她父母那儿喝酒。”今年40岁的马如东说，“一喝酒就特别紧张，生怕我喝醉乱说话。”生活在重庆的马如东是一名公务员，他和他的“老婆”林芬已经形婚十年。

2006年，马如东经过朋友介绍，认识了林芬。他们很快决定形婚。“那时候她没有工作，其实我并不是特别满意。”马如东说。除了约定不要孩子，他们没有更多书面或口头的约定，便办理了结婚手续。

连马如东自己都没有想到，这婚一结就是十年。

“不过问各自的私生活、财务独立、需要对方配合的尽量少，这是我们能撑十年的一些基本准则。”马如东说，“干扰已经降到最低，但有时候必须付出一些时间成本，需要表演，很讨厌。”

“如果说心里的愿望，我们还是希望有那么一天能出柜，能活得真诚些。”他说。

然而，在中国，同性恋人群依然面对巨大的社会及家庭压力。在那些无法坦然出轨、面对他人眼光的同性恋者里，形婚这条路虽然艰难曲折，却也许仍会是他们未来的选项之一。

在北京零度以下的寒夜里，快迎来第三个结婚纪念日的王虎向记者发来微信：“一想到孩子我就有奇怪的恐惧，我害怕有一天他会指着我说，‘都怪你是同性恋！’”（FT中文网 撰稿：李林晋、李仕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