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非恐同纪实（上）：殖民幽魂，以神与传统为名

长久以来，东非社会对性少数者的厌恶感，除了赤裸裸地对同性恋者人身攻击外，甚至用立法的方式，以国家机器压抑多元情欲性自主的空间。但非洲人天生恐同吗？其实并不然。

如果我们的公民是同性恋，那他应该被判处终生监禁。如果他是个外国人，那应该用石头砸死。
——肯亚共和自由党党魁Vincent Kidaha

和世界各地风起云涌的性别平权进步浪潮相比，东非的社会氛围对当地的同性恋者来说，可能就如同吉力马札罗山山顶的空气一样窒息。长久以来，东非社会对性少数者的厌恶感，除了赤裸裸地展现在对同性恋者的人身攻击外，甚至也以立法的方式，以国家机器压抑多元情欲性自主的任何空间。

为什么同性恋无法见容于非洲社会？难道非洲人天生恐同吗？其实并不然。

一般讲到恐同，多半是将同性恋情欲与同性间性行为两者绑在一起，透过谴责同性间性行为“不道德”或“违反自然”，来污名化同性恋情欲。然而，在传统的东非文化里，性倾向跟性行为两者，却不存在着必然的关系。

以东非的坦尚尼亚为例，早在1860年代有关于该国东部的文献里，就有提到部分当地部落有着高比例的男性间性行为。 1930年代的文献也显示，坦尚尼亚南部与马拉威北部等前德属东非地区的Nyakusa族，男性在与女性结婚前，和其他族里的男性，亦会以发生性行为来作为亲密关系的展现。与异性的交配为一种为部落里生育后代的作为，并不必然跟守贞或伴侣等概念框在一起。把同性恋性倾向径渭分明地与异性恋区隔开来的概念，反而是因为与阿拉伯及欧洲远洋贸易商旅的接触，才从外界传入。

在传统的东非文化里，性倾向跟性行为两者，不存在着必然的关系。直到英国、葡萄牙与荷兰等欧洲国家开始殖民东南非洲时，这块土地上的性少数族群处境才开始发生变化。

换句话说，在19世纪前那个基督教跟外国殖民者还没有发展高度组织化力量的时代，无论他是原生于当地传统文化习俗，或是透过与外界的交流而传入，多种情欲的实践早就存在于这块土地上，并且得到相当程度的容忍。习俗里存在对于不同的生命阶段从事不同样貌性行为的规范，却鲜少会责备特定性倾向，更遑论恐惧。

直到英国、葡萄牙与荷兰等欧洲国家开始殖民东南非洲时，这块土地上的性少数族群处境才开始发生变化。天主或基督教教士的海外宣教趋力，和殖民者亟欲有效地启蒙未开化非洲人的需求，成为一种在非洲推展现代性下的共谋。过去这块土地上多元的性倾向，也随着镶嵌在基督教与欧洲中心主义下的去野蛮启蒙思维，开始被冠上不道德或兽性的污名。

在宗教与道德治理的双重考量下，任何被白人认定为“不正常性欲”的行为，都在具有浓厚宗教语言的殖民地律法里被禁绝。而男性间性行为的发生，在欧洲人狭隘的想像里，就与男同性恋性倾向划上了等号。压抑男性间性行为，也顺理成章地变成压抑男同性恋者。

男性间性行为的发生，在欧洲人狭隘的想像里，就与男同性恋性倾向划上了等号；压抑男性间性行为，也顺理成章地变成压抑男同性恋者。

殖民者的姿态：异性恋霸权

任何人意图与他人进行违反自然法则的性行为、与动物发生性行为，或是允许另一名男性对她或他进行违法自然法则的性行为，即属犯罪。处30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
——坦尚尼亚刑法第154条

然而，高压政策并非一直都是殖民者在这块大陆上的治理基调。随着19世纪末西方医学把同性恋视为一种性欲倒错的疾病，同性恋情欲在被疾病化的同时，也某种程度上不再如过去般被视为后天个人选择下的道德错误。殖民地政府对于同性恋者的处罚，亦不再如过去那么地严苛。

甚至在1930到50年代的南非开普敦、德班等较为欧化的大城市，还出现了过女装变装的男同性恋与跨性别次文化。而在盛产矿物的南非多个矿场等，殖民者对于频繁出现的男性间性行为，亦展现出一定程度的默许。以坦尚尼亚为例，虽然对同性恋处以重刑的法令早在殖民时期就存在，但是实际上根据这项法令而被逮捕并处刑的人，在近代以前却是少之又少。

对同性恋宽容的黄金时代并未持续太久。随着二战的结束，同性恋在东非的处境再度恶化。这一次的推手，是性别化的非洲民族主义，以及急遽扩张的外来基本教义派基督教会。

曾经，南非开普敦、德班等较为欧化的大城市，也出现了过女装变装的男同性恋与跨性别次文化。

对同性恋采取高压政策并非是亘古不变的治理基调，曾经，这块东非大陆也有对同性恋表达宽容的温和时期。

谈到东非土地上恐同与民族主义在东非产生连结，其中一个起源，是前英属罗德西亚的白人政权。随着殖民母国力量在二战后的急剧衰弱，以及非洲民族主义的兴起，罗德西亚的白人正面临到少数统治正当性濒临瓦解。黑人在见证了两次大战下白种人的崩坏后，早已不再相信其灌输的种族优劣阶序。

在这样的脉络下，独当一面、阳刚、勇敢，在某方面来说近乎美国西部牛仔般的性别气质，成为了1960至70年代罗德西亚白人统治阶层里，一个被建构出来，用以重建白人道德统治高度的种族想像。对那些不符合阳刚性别气质，损及“白人统治者的道德高度与文明形象”的白人男同性恋者，则随着与黑人武装运动日益白热化的斗争，而采取更严苛的刑罚来压抑。

在罗德西亚白人政权于1970年代末终结之后，透过排挤性少数来强化我族认同的压迫手段，却没有因此在东南非洲消失。深受白人优越主义影响的非洲人，也内化了白人论述里“异性恋作为唯一文明且道德的情欲”观念。独立后亟欲证明与白人一样具有治理国家能力的非洲本土统治者，因而无缝接轨地将前述独尊异性恋情欲与阳刚气质的种族主义论调，挪用在建立非洲民族性的认同上。并将男同性恋者，打成妨碍非洲人振兴的败类。

历经殖民与独裁政权的“洗礼”，同性恋被严苛的刑罚压抑。图为乌干达同性恋平权运动者，喊着我们要和平，却遭警方驱离。

这点在辛巴威独裁总统穆加比身上可见一斑，他说：

我对于同性恋社群感到极为愤怒，他们与我的良知严重违背，是一群不道德且令人厌恶的人。他们既违反自然规律，也违反我们非洲社会传统文化。 ......我们必须致力于重振那些让我们之所以够格作为人类的传统价值观，绝对不能允许这种（同性恋）动物般的行为在我们的社会发生。如果你们看到有人自称男同性恋或女同性恋，请把他们抓起来，交给警察！

同性恋不只是一种个人的情欲选择，更被用来当作一个西方和传统非洲价值观之间的尖锐区别。而将同性恋塑造成一种西方外来的产物，也让打击同性恋成为一种对抗殖民主义，彰显非洲民族性和自我价值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