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非恐同纪实（下）：反同操弄，艾滋防治的空白页

盘旋不散的殖民幽魂，是东非争取平权的路崎岖难行的根本原因；对人权黑洞沉默以对的社会，在1980年代末艾滋开始肆虐后，一方面让这块土地上的同性恋者的处境变得更为严峻。

前情提要：基督教与西方殖民遗绪《东非恐同纪实（上）：殖民幽魂，以神与传统为名》

对人权黑洞沉默以对的东非社会，在1980年代末艾滋开始肆虐后，一方面让这块土地上的同性恋者的处境变得更为严峻，却也同时产生了改变的契机。

艾滋是一种经由性行为与血液传染的疾病，和个人的性倾向并没有关系。任何性倾向的人一旦发生危险性行为，都有很高的机会感染艾滋。男同性恋在不同社会脉络下，也不见得就是主要的艾滋感染族群。

在东非，主要的艾滋感染族群，其实是父权社会下处境弱势的女性。迫于生活的非洲女性性工作者在不安全的性行为下，暴露在极高的艾滋风险中，容易从嫖客身上感染艾滋，也容易在性交易中把艾滋传播出去。而透过性交易感染艾滋的东非男性，亦容易将艾滋传染给他的妻子或性伴侣，造成非洲年轻女性族群非常高的艾滋盛行率。而不安全性行为下感染艾滋的怀孕妇女，更会透过母子垂直感染，让很多婴孩一出生就成为艾滋带原者。相比起来，男性间性行为者在东非艾滋感染者里的比例只占6%，远小于上述的异性间性行为下的感染网络。

然而，占总感染者群体比例极低的男性间性行为者，却因为来自教会、领导人与社区对男同性恋性倾向的排斥，使得当其他感染者群体，因受到来自政府与国际NGO艾滋防治与治疗的支持，而逐渐改善困境的同时，被刻意地排除与忽略。对于如何针对男性间性行为做公共卫生介入，也在恐同氛围下，成为疾管政策里避而不谈的空白。甚至有的政治人物公开宣称，一旦允许针对同性恋族群进行艾滋的预防治疗介入，可能会鼓励社会上更多人变成男同性恋。

艾滋是一种经由性行为与血液传染的疾病，和个人的性倾向并没有关系。在东非，主要的艾滋感染族群，其实是父权社会下处境弱势的女性。

迫于生活的非洲女性性工作者在不安全的性行为下，暴露在极高的艾滋风险中，容易从嫖客身上感染艾滋，也容易在性交易中把艾滋传播出去。图为2016年非洲的世界艾滋病日大会上，与会者争取性工作除罪化、安全的劳动环境。

缺乏对不同性倾向者正确理解的基层医疗人员，更让东非的卫生医疗系统对男同性恋者很不友善。卫生工作者个人的宗教价值观，也让男同性恋者担心艾滋筛检的匿名性是否值得信赖。加上对男同性恋者的制度性歧视，使得东非各国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于制定的区域或国家层级的艾滋治理计画时，清一色缺乏同性恋族群团体的代表，也失去了了解这群人的机会。

恐惧助长的不信任，以及烙印在性倾向上的污名，让男同性恋者或主动或被动地，被排除在艾滋预防与治疗的网络之外。加上男同性恋者因为不敢公开自己的性倾向，往往被迫透过与女性共组家庭或是发生性行为，向周遭质疑的眼光证明自己是个“正常人”。这使得即便今天一位男同性恋者因为男性间性行为而感染了艾滋，也会因为担心性倾向被暴露，而不敢主动筛检或寻求医疗协助，更因为被迫要与异性恋伴侣性交，而让艾滋再一次传播。

在防疫上，也让不同传播途径的比例因为难以掌握，而错误地评估盛行率。在经费的分配与介入策略上，亦可能被严重偏差的数据给误导，让每年投入数十亿美金的防治，产生本应可避免的浪费或缺漏。这也在在证明了，“男同性恋者因为肛交等性行为而有较高的感染艾滋机率”这种论述是以偏概全的：社会对男同性恋者性倾向烙印的污名与歧视，亦是让男性间性行为者无法及时且免于恐惧地得到各项艾滋医疗服务，导致低筛检率与高艾滋盛行率的元凶。联合国艾滋规划署东南非洲地区的高级顾问Andy Seale就曾提到：

即便有足够的证据显示，男性间性行为者在区域内的高艾滋传播力远不对称于其所占的比例，然而东非各国的艾滋疾管计划，依旧极度缺乏对其介入的策略。各国艾滋政策的规划者与执行者对男同性恋严重的污名与歧视，仍旧是防疫上的一大障碍。

恐惧助长的不信任，以及烙印在性倾向上的污名，让男同性恋者或主动或被动地，被排除在艾滋预防与治疗的网络之外。

高占全世界71%艾滋感染人口的萨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各国，是全球反艾滋歧视战场中的主战场。图为联合国在非洲的艾滋病防疫宣传。

随着联合国提出在2030年终结艾滋的愿景，并喊出“90 90 90”治疗目标（让90%以上的艾滋感染者透过筛检等方式，认知到自己是被感染的；知情的艾滋带原者中，有90%以上被纳入治疗计画中；被纳入治疗者里，又有90%以上能稳定地持续接受疗程，使体内病毒被抑制在低到侦测不出来的数量） ，如何消除男同性恋者等群体过去因歧视而产生的预防与治疗黑洞，成了能否全面终结艾滋的关键。而高占全世界71%艾滋感染人口的萨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各国，更是全球反艾滋歧视战场中的主战场。

近年来，诸如盖兹基金会等大型NGO或国际组织，在对非洲投入数十亿美元的巨额艾滋防治资源的同时，除要求各国针对男性间性行为者群体发展出更友善的介入策略外，也对于东非国恶劣的同性恋者人权状况表达关切，要求各国政府在诸如同性恋除罪化上，做出更宽容的让步。国际援助者手握的大笔资源，对这些经济与社会都亟须外援的国家来说，是非常大的外部社会改革压力。

好比马拉威在2009年，就曾因为以“行不自然性行为”的罪名，逮捕两名男同性恋者，而遭到国际援助者集体撤出援助项目以示抗议，在援助中断使经济衰退更为严重的情况下，执政者不得不在同性恋议题上做出妥协，以换取国际社会恢复援助。

对于如何针对男性间性行为做公共卫生介入，也在恐同氛围下，成为疾管政策里避而不谈的空白。

联合国提出在2030年终结艾滋的愿景，并喊出“90 90 90”治疗目标，如何消除男同性恋者等群体过去因歧视而产生的预防与治疗黑洞，成了能否全面终结艾滋的关键。

国际压力的增强，一方面也让东非的LGBT社群较过去得以更公开地争取应有的权益。一方面却也让保守势力产生危机感。前述近七年来更激进的反同立法，就属于这样脉络下保守派操弄恐惧的反动作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