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爱人，说不出的痛！(2)

医生一直没有告诉小安她究竟得了什么病，只是每天给她吃半片安眠药，也没有医护人员对她进行其他治疗。

三天过后，是中秋节，母亲心疼女儿，把小安接出来，让她借住在亲戚家。中午时候，小安逃出来和宇轩见面，也见到了罗静律师，希望委托她帮自己维权。

考虑到小安有过精神疾病诊断，委托效力极有可能被质疑，罗律师带小安到长春市公证处公证。但公证处看到协议内容，了解到小安刚从精神病院出院，拒绝为她公证，要求小安接受精神病司法鉴定，证明自己没有病。

罗律师原本计划第二天带小安到吉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但晚饭后，小安跟宇轩一同回她的住处，警察已经等候在楼下，小安父母称小安有精神疾病，作为她的监护人，要求警察将她送回家。

从那以后，小安再也不能走出家门。她曾发短信告诉宇轩，家里加了几重锁，就是害怕她再次出去和宇轩见面。

后来，小安电话再也无法接通。

深圳衡平、长春的拉拉组织“右域拉拉”等机构曾和小安父母联系，希望调解父母和女儿的关系，劝父母接纳或者不干涉女儿，停止家庭暴力，恢复小安的学习和生活，并且为小安寻找心理咨询师，安抚这个事件给她带来的影响。

但是，几天之后，小安父母的电话全部关机。

此后的一天，小安再次出逃，只身来到沈阳，靠宇轩资助在沈阳生活了半年。小安父母上访，刚上任的长春市长委托刑警队调查这个案件，刑警队告诉小安父母，他们没有权力限制小安的自由，宇轩觉得这是第一次她们没有被歧视。

“我就是觉得应该等她”，宇轩肯定地说。2014年，当同语再次和宇轩联系时，她已经和小安稳定地住在一起。父母并没有就此接受这一切，小安也还是不敢在父母面前提起宇轩的名字，但一切算是相安无事了。

小安和宇轩是同语接触的众多遭受原生家庭暴力案例中的一个，在调查过程中，开放的热线常常会接到求助电话，同语的无力感来自于此，“那时候2008年，无论是妇联、警察还是同志社群，能为家暴受害者提供的帮助都很有限。拉拉也会因为自己身份的隐秘性，不太相信这些部门会对自己进行救助”，徐玢说。

同语做过很多与拉拉相关的调查，关于身份认同的，关于性的，都是调查对象们热衷去谈论的话题，但面对家暴议题时，隐私和痛苦让调查对象难以敞开心扉，她们或许此刻正处于暴力过程中。

调查的另一个阻碍是对暴力的不认知，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同语才对家庭暴力有了一次系统的学习。“那时候的同志社群，以及受访者对家暴都没有太多认识，当你被家暴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是因为对方太爱你了，这和异性恋的一些情况是一样的”，徐玢说。

爱很自私

晓文和女友阿木第一次吵架的时候，阿木的哭泣让晓文很伤心，她心疼到不知所措，并下定决心要更爱阿木。但在此后的一年里，晓文却越来越难以应对女友的激烈情绪和自虐。矛盾产生得越来越频繁，阿木开始更严重地伤害自己，打自己的头，用指甲挠墙……晓文感到深深的自责，却无处倾诉。

父母在电话中感觉晓文情绪不对，一再追问，同学发现晓文常常精神恍惚，邻居也目睹过晓文和阿木打架，但晓文只敢在心里声嘶力竭，拉拉身份让爱和痛都更难被人所知，但这恰好为暴力提供了庇护。“我后来学了一些家暴知识，才知道暴力本身是控制，”晓文说，“我一再妥协，但她的控制是逐渐加强的。”

事情发展到了晓文无法忍受的地步。有一次两人在街上争吵的时候，女友躺在地上哭起来，回家以后女友监视晓文的微博和QQ。晓文找到在同志机构工作的朋友倾诉，被女友发现后，大发雷霆。“我觉得施暴者在这个施暴过程当中是很怕受暴者跟外界有联系的”，晓文说。

但在同志机构工作的朋友也没想到这会是暴力的一种，而是从心理学沟通的角度劝导晓文。“我觉得暴力的识别很重要，在你意识到是暴力之后，才能针对性地去解决”，晓文俨然变了一个人。

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爱女友的，晓文决定分手的时候，只对女友充满怜悯和愧疚，但她清楚这或许只是她的“受暴妇女综合征”。分手之后的一年，晓文仍旧生活在女友的恐吓和骚扰中，社交网络上突然出现的名字和头像还是让她非常煎熬……

2014年年底，国家层面第一次进行反家暴立法，徐玢在做的工作是参与民间建议稿的撰写，一定程度上希望国家层面因为她们的调查而将法律进行调整。

早前的法律认为有恋爱、同居等关系人员之间发生的暴力行为，与一般社会成员之间发生的暴力行为没有实质区别，因而由《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法律调整。而同语的调查已经显示，在同性亲密关系中，暴力具有隐蔽性、反复性、长期性，同时是一种权力控制关系，与社会层面的暴力不一样。

在徐玢看来，把同性亲密关系暴力写进法律，这部法律才具有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