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室里的军人同志

张煊来找我的时候，我刚收到一盒月饼。同事送的，不过不是地坛医院的同事。我颠了颠手中棕红色的铁盒，我希望张煊比它要沉一点。

我在门诊入口见到了他，有些木讷。我摘下口罩向他笑笑，问他：“挂号了没有？”他摇了摇头。我让他把身份证拿出来，站在挂号的人群后排着。他一个劲地向我道歉——一个成年人是应该懂得提前挂号的道理的。我安抚着他，让他先排着队。两分钟后，我在护士那边弄到了一张挂号卡。

我扒开身前略显拥挤的人群，对他说：“别跟丢了。”

一转弯就是皮肤科，金属门后的墙壁上挂着些科室门牌。为了缓解他的焦虑，我让他再讲些症状给我听。虽然我知道，不过是痒，发烧，腹泻等诸如此类的那些，但是疼痛这种东西，说出来就显得没那么痛。

讲到一半，我叫他站在门牌下等着我。四排黑灰色的金属长椅，乌泱泱都是呻吟着的病患。或许是灾难，或许不是。我往前走，在五号诊室停下了。黄医生正在喝水，我和他客套几句。掏出月饼放在他桌上，又出去了。

回到张煊身边，他一脸茫然地看着我，刚欲开口，又被一个穿白色棉服的男人打断。那人问我：“医生，取药口怎么走？”

我给他指了路，又带着张煊继续往前走。他身材魁梧，比我高半个头，站在我身后就像是我请来的保镖。这时候我看见了小王，就抬手和他打招呼。小王声音很细，拉下口罩，轻声对我说着什么。他身子很矮，我要弯腰下去才听得到。

“CD4已经很低了，可以用药了。”

“很好啊，坚持服药，亲爱的。”我轻轻拍了拍小王的后背，他男朋友和他差不多高，两个人挽着手，小矮人一样走开了，有些滑稽。我又对张煊说：“亲爱的，抱歉，再等我一下。”

这是一间大屋子，门口挂了一幅金色的带有“疾控中心”字样的吊牌。人不多，我进去向里面的志愿者交代了几句，叫他们照顾好病患的情绪。一个志愿者给我看最新的数据表格，我嫌这屋子里太暗了，起身推开了厚重的绒布窗帘，阳光透了进来，是个好天气。

我一转身，看到张煊正好奇地往这屋子里瞟。

我带他进了我的办公室，那是我独占的地方。他一坐下，先是扫了扫墙上挂着的活动合影，接着目光就被侧翼架子上摆得满满当当的安全套所吸引。我给他取了血，做快速检测。这时候我们之间就陷入了短暂的沉默。我以为我们应当聊点什么，我就对他说，讲一讲你的故事吧。

军队认识的，一见钟情，为那个人转职做了武警，又留在了北京。四年的感情，那人去年开始玩软件。

“抱歉，亲爱的，我接个电话。”

我不是一个喜欢听故事的人，何况这样的故事我听得太多了。

等我打完了电话才发现，他已经呜咽得说不出话了。我不得不安慰他，问他，怎么了？

他说我这辈子只和这一个人谈过，也只和他做过，我那么信任他，我要是得了病怎么办呢......

我当下也觉得这是很悲哀的，只能轻轻叹了口气。

张煊还记得，和那人第一次约会是在一个咖啡馆。他当时站在镜子前，欢欣雀跃地，为穿正装还是休闲装烦恼不已。热恋么，做爱么，吵架么，断断续续么，舍不得么，不也就是这些么。只不过一个是机场负责保卫的警卫，一个是当值的兵。

我对军人天生抱有一种抗拒的心态，并不因为他们的身份而产生什么其他的情绪。

张煊在家里做过一次检测，网上买的试纸。他那时候正在请客，朋友让他测一测，他就测了，接着就去炒菜，回来时看了看，笑着把试纸扔进了垃圾桶。

我还是觉得这故事太俗套了。

幸而结果还是好的，他没有患艾滋，家里面的测试不专业也不准确。至于他痒还有腹泻的那些——我让他脱了裤子，带上手套为他指检。幸而只是一种具有传染性的皮肤病。我等他哭够了，便扶他出去了。

他颇有些感叹，问我接下来怎么办。

“去五诊室找黄医生，开了药做个微波就好了。有可能复发。”

他又问我：“如果，我是说如果，如果得了艾滋病怎么办？”

我看他那么个大男人，怕得像个什么一样。就对他说，死不了。艾滋病不会让你的生活变糟，因为你已经够糟了。不过就是检查么、吃药么、照样是活下去呗。

原路返回的时候，他还想塞钱感谢我。我笑笑，叫他尽快劝他的男朋友也来地坛检查。

他又声泪俱下地感谢了我一番，跌跌撞撞走回去了，路过疾控中心的那间大屋子，不算暗，还有好些阳光照进来。

他又探头进去看了一眼。

根据真实故事改编，为保护隐私，文中人物均使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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