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那些同志孩儿(3)

莲姨常常想，什么叫家?不是有间房子摆上家具就叫个家，家必须有人气。

这不，儿子马上回来了，自己的家终于也像个家了。

她平日的生活极为简单，加上附近购物很方便，所以冰箱里就没什么“存货”。儿子要回来，自然要准备一些好吃的。但是，该买些什么呢?真想不起儿子最喜欢吃什么。

从小，尔冬的脾胃就不好，吃东西虽不挑剔，但是饭量很小，吃东西的样子很秀气，从没像别的男孩子那样狼吞虎咽的。他爸爸，每到吃饭就生气，总是一边絮絮叨叨地指责他，一边不断地把各种菜夹到他的碗里，堆得上尖。他低垂双眼不声不响，一口一口吃着，有时妈妈看他实在吃不下去了，就拨到自己的碗里，帮他吃掉。于是常常招致他爸爸的吼叫：“你就惯着他吧，孩子早晚被你惯坏了。”

莲姨和尔冬的爸爸，虽然都是生于五十年代的人，所谓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但是个性差异简直是天上地下。这种差异可能是源于他们来自不同背景的家庭吧?

莲姨的家庭，父亲是个普通知识分子，在一系列的政治风浪中，一直平平稳稳，没受到过什么冲击。所以，日子也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下来了。赶到文化大革命时，她刚巧初中毕业，随着大家一起上山下乡，去了东北兵团。由于戴个眼镜，文质彬彬的，所以就让她当了小学教师，和同伴们比，她在兵团也没吃过多大苦没受多大罪。十年八年后，又随着返城浪潮回到了北京。听从街道的分配，心平气和地干着一份撑不着也饿不着的工作。

尔冬爸爸的家庭则不同。尔冬的爷爷，年轻时曾经打过游击入过党，但是不知为什么又和组织走散了，成了脱党分子。自己跑到北京去读书，还读了两个学位。刚解放时，共产党的政策是团结知识分子，所以他家作为民主人士，无论是经济地位还是政治地位，很是风光了一阵子。但是，到了五七年，共产党的政策变了，尔冬的爷爷被打成了右派。在后面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就没得好。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被遣返，祖孙三代七口人，被赶到一个只有七平米的小平房里。尔冬的爸爸虽然也去了东北兵团，但是，身份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总被分配干最苦最累的活，上学啦当兵啦，这种好事永远也不会轮到他头上。后来，又从兵团转到河北农村插队，虽几经周折也回到了北京，但是，比别的知情还是晚了好几年。那时所有的知青已经基本上都回到了城里。文化革命结束后，虽然组织上对尔冬爷爷的右派身份给予了平反，经济上也给予了一些补偿，但是十赔九不足，对尔冬的爷爷来说，补偿的那点工资，和自己老母因被抄家惊吓而死，和所失去的近二十年家庭的稳定生活，和几个孩子被耽搁的的发展前途相比，简直是微乎其微的。但是，这一切，都是和国家的命运搅和在一起的，作为个人，也只能是顺其自然，否则，又能怎么样呢?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返城后，两个大龄青年经人介绍组成了一个家庭。

当时各家的经济状况和感情状况，几乎就像结婚时凭票买的那套家具——大同小异。新结婚的家里布置：统统是一张床、一个大衣柜、一折叠饭桌、两把折叠椅。统统是出自刻板的流水线，材质、款式、价格都一摸一样，唯一可以选择的是：桌椅的几条腿是电镀的还是烤漆的。

无非是合伙过日子，爱情、浪漫与婚姻无关。

不同的家庭背景，使得莲姨和丈夫抱着不同的生活态度。

莲姨的丈夫，因为有着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生活的大起大落的极度反差造成的心理阴影，是个十足的愤青。心态总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觉得世界上的一切都是错位的，全世界的人都欠他的。同时，他不相信凭个人的努力能换来好的生活前景，总认为生活就是一个大陷阱，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可言。所以他也不肯付出努力去完善自己，甚至把对生活的不满迁怒到妻子和孩子的身上。

莲姨对待生活的态度是平和的，乐观的，一切都顺其自然。虽然她也经历了那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但是，政治变革并没有对她的家庭和社会地位产生根本的冲击。毕竟，同情地看着鞭子打在别人的身上，和痛苦地经受鞭子打在自己的身上，是有天壤之别的。她从小又读了太多的童话故事，在她的眼中，任何时候花总是那么红，草总是那么绿，总觉得现在的生活无论哪个方面，都比文革的动乱、兵团的艰苦好了很多，她不理解，丈夫为什么总不高兴呢?就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当然，她就更不知道如何去扭转丈夫的心态。

这样的两个人组成的家庭，自然要影响到家庭的和谐，无法给孩子一个正常的童年。

3

今天傍晚，孩子就要到家。莲姨在几小时前就坐卧不安了。

儿子不让到车站去接。估摸时间快到了，为了给尔冬泡茶，莲姨在煤气灶上烧上了一壶水，然后就站在窗前望着楼下。

傍晚的道路上，车水马龙。等了半天不见有人在楼门口下车，回头看了看墙上的电子表，时间才过去了十分钟。莲姨有点心浮气躁。为了让自己安下心来，就像儿子上高中时每天等儿子放学那样，开始数马路上来往的车辆。

开始的时候，是数小轿车，心想，从他应该来的方向数到一百辆，他就该到家了。一辆、两辆、三辆。。。。。。数到了两百辆，还是没有他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