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矫正治疗 访同性恋维权者小振

想影响大众和父母辈的人

南方周末：为什么想到起诉？ 如何有勇气发声？

小振：要起诉是因为看到这个问题太严重了。从治疗机构回来后，北京同志中心正在做一个对接受过性向治疗同志的调查。接受他们的访问时，我发现国内有很多同性恋有被治疗的经历，大部分是家人强迫。大量的心理咨询机构声称自己可以治疗同性恋，却没有相关法律法规和任何监管。

如果没有人站出来，这个事情没有办法改变，只能自己站出来。我也不是因为很勇敢，只是没有办法，一定要有人站出来。

南方周末：媒体曝光有没有达到你的预期效果，纠偏公众对矫正治疗以及同性恋本身的认知？

小振：这次的传播还是挺不错的。判决出来当天更多是外媒的采访，外媒的热点引发了国内媒体的关注。同性恋的话题在主流媒体不容易报道，目前比较多是网络媒体。我们更期待电视媒体和传统媒体的讨论，想影响大众和父母辈的人。

南方周末：获得公众曝光的同时，也暴露了你的身份，是否影响到你的工作和生活？

小振：曝光之前完全没有想过面对镜头，用了一个化名，到后来不断走出来。对我的影响更多的是正面的，内心更有勇气去做自己、去改变同性恋群体在中国的现状。

南方周末：世界卫生组织接见你了吗，允诺的声明有消息吗？

小振：起诉后，我加入了同性恋国际权益组织“全面出柜”（All Out），他们于2014年8月在同志亦凡人和北京同志中心的支持下，以我的名义致信世界卫生组织，希望对方起草一份声明，坚决谴责“治愈”同性恋的行为。

我们在全球的campaign两周内获得了超过十万人的签名支持。当时世界卫生组织北京办事处很快就联系了我们，说会出一个声明。从他们的角度来说，说同性恋不是病，是一个分内的事，但后来他们一直拖着没有给我们任何回应。

很遗憾。我其实想带着这十万多签名去见世界卫生组织的负责人。我觉得世界卫生组织作为一个科学、独立的机构，应该站到同性恋这一边，这个表态非常重要，它对于中国的父母、家庭和公众是重要的教育。我非常期待对方予以重视。

南方周末：你觉得国人对同性恋的态度是否宽容？同性恋群体的生存环境有没有改善？

小振：同性恋在中国，如果看回十年前，生存环境改善很多。特别是年轻一代，在大城市，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接触到的相关信息越来越多，歧视就会越少。如果在制度上把同性恋的信息屏蔽了，实际上就加重歧视的发生。在二、三线的小城镇，或者上一辈的人，对同性恋的态度就非常不好。在小城镇的同志受到周遭的干预较多，只能装作是异性恋。但大城市的人，虽然观念愈加开放，也难以接受自己的家人是同性恋。

在中国，制度上对同性恋的歧视非常明显，最明显就是婚姻以及相关的如分配和财产的权利。比如如果手术需要亲人签字，你的同性伴侣就无法签字。其他层面上，比如从小到大在校受到的教育没有多元性别教育，公众接受的电视等主流媒体屏蔽所有关于同性恋的信息，工作的时候你的性倾向会导致你被炒鱿鱼或受冷遇，同志也没有办法领养孩子，年老后进老人院也没有办法以夫妻名义一起生活。

与自己和解

南方周末：你曾说同性恋的最大苦恼是不知道怎么做自己。你是如何一步步接受和认同自己？

小振：生活了27年，我在27岁才开始认同自己。在中国，同性恋自我认同很艰难，整个环境对同志非常不友好。在中学和大学的读书阶段，没有任何与同性恋相关的知识普及。读书期间我一直不敢承认自己的性倾向，觉得自己是非正常的，“我不是同性恋，我只是没有朋友而已”。幸运的是工作后去了一家同志机构做志愿者，终于有机会接触到活生生的同性恋，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人，看到其他的同性恋也活得很好，渐渐就可以面对自己。之后在一次长途徒步过程中获得力量，于是开始出柜，告诉身边的同事和朋友，但一直没有办法告诉家人。

南方周末：从起诉到胜诉，至今没有告知家人？

小振：家人之前一直无法接受我是同志。起诉的事一直没有告诉家人，想等到胜诉一刻。非常奇妙的是，他们已经通过新闻的传播知道了。有一天，我突然收到我姐姐的短信，她说无论怎样，他们都会支持。很出乎意料，也很感动。

跟父母依然没有对话，我还小心翼翼地不敢跟他们提起这个话题，我知道他们很不容易，毕竟那么多年的观念也不是一下就能改变，也许他们还期待着哪一天我可以改变，毕竟异性恋的生活就什么麻烦也没有了，但对于我的无法妥协，他们也很无奈。

南方周末：在宣传反同性恋矫正的路上准备走多远？

小振：现在我们有一点点突破。我们期望全中国有更多的人，特别是父母能够看到同性恋不是病、不能被治疗，这是一个漫长的教育。身边依然不断有同性恋朋友遭到父母反对、被送去治疗。希望有一天，我们不需要再为同性恋是不是病而纠结，而是去看见更多同性恋应有的、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这变成了我的价值和使命方向。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会继续争取国内同志在法律和政策上应享有的平等权利。

南方周末：下一步自己和伴侣的打算？

小振：打官司让我走上一条同志运动的道路。我开始创办一个组织，专注于同志在中国的法律问题。我的人生轨迹也发生改变，会更多地参与在同志机构的工作，在同性恋权益维护的道路上走下去。

我和我的伴侣会继续一起生活。从权利的角度我们希望中国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从个人选择来说不一定会结婚。

我们期待我们可以生活得没有任何歧视，在大街上可以大方地牵手，像其他伴侣一样生活在我们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