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子女向父母出柜之后……

同志题材电影《喜宴》剧照

导演李安在电影《喜宴》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男同志周伟同与美国男友过着安稳的同居生活，然而伟同的父母求孙心切，多次逼婚。伟同不得已假称朋友葳葳是未婚妻，在父母督促下大操大办举行了婚礼，洞房花烛后葳葳还意外地怀上了孩子。后来，伟同终于向母亲出柜，母亲受到沉重打击后嘱咐他千万不要告诉父亲。谁知美国男友与父亲交谈后发现，他早已猜到儿子是同性恋，只是为了延续香火才假作不知：“我要是不让他们骗，怎么抱孙子呢？”葳葳决定生下孩子，伟同父母才终于心愿达成，影片在一团建立在“欺与瞒”的皆大欢喜中落下帷幕。

影片中，伟同仿佛传宗接代的工具，他能否幸福而诚实地生活几乎完全不在父母的考量之中。

在出版于2014年的著作《出柜后的亲子关系：同性恋与家庭的社会学》中，日本学者三部伦子开篇即讲述了男同志小仓面临的与伟同相仿的困境：“我的名字叫康嗣，子嗣的嗣，是爷爷取的。从小他就常对我说，努力学习，长大成人后娶一个好妻子，好好把小仓家的家业继承下去。我既不能顺从爷爷和父亲的心愿，又无法欺骗自己，我已沦为‘透明的存在’。”

在以异性恋的规范为基石所建立的社会中，同性恋者如何向养育自己成人的“异性恋父母”出柜，其后双方有无可能和谐共处？三部伦子的著作以此为切入口，探讨了这一日益引人注目而较少得到妥善研究的课题。

向父母“出柜”的艰难

“出柜”一词译自英语中的“coming out of the closet”，指同性恋者不再将性取向藏在隐秘场所，而勇于把自己对同性的爱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一举动将社会对同性恋者的各种理解和想象引向出柜者一身，难免导致来自各方的不解、惊讶甚至嫌恶。而最令同性恋者挂怀和忧虑的，无疑是父母的反应。

一份实施于2007年的网上调查结果显示，44.4%的男同性恋者和男双性恋者向父母以外的人出了柜，而向父母出柜的人仅占13.8%。许多同性恋者表示，并非不想向父母出柜，但与兄弟姐妹、朋友和同事相比，父母的强烈反感和激烈拒绝可能带来远为严重的伤害，有的父母甚至会以断绝关系或自杀相威胁。有的同性恋子女表示：“抛弃子女的父母算什么父母？我们也抛弃他们好了！”但彼此老死不相往来显然既非子女所愿，父母多也不忍走上这条绝路。

在研究中，三部伦子采访了11名女性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8名男性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以及他们的父母。她还选取了两个同性恋权益团体“ot会”和“虹之会”作为观察对象，定期出席并纪录了这两个团体为促进同性恋子女与父母相互交流理解所开展的谈心活动等，并摘录了大量访谈对象的心声。

子女为什么出柜？为什么不出柜？

同性恋子女愿意出柜的理由主要有三。第一，或多或少希望得到父母的理解和体谅。性取向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兴趣爱好，而关乎生而为人的价值取向和自我认知，如果“真正的自己”无法为生身父母所知晓并接纳，何其寂寞。

第二，担心自己忽然身患重病或遇到事故时，同性伴侣无法前来陪伴。许多同性恋者选择向父母出柜，因为只有父母拥有探病权，也只有在父母的允许下，同性伴侣才能得到探视的机会。三部伦子在书中描述了两位相当开明的母亲，她们在子女得病后主动联系他们的同性伴侣，甚至开车接送他们来医院探望，读来令人动容。不过，由于日本社会风气普遍保守，同性伴侣多以“亲密友人”或“堂表兄弟姐妹”的身份在医院出现，以避免口舌是非。

第三，担心父母患病或突遇事故去世而失去介绍伴侣的机会。三部伦子以较长篇幅描写了同性恋者西先生与坚信“你这个病可以治好”的父亲不断斗争，并在父亲罹患癌症后终告和解的过程。令人惋惜的是，西先生没能在父亲去世前觅得稳定的伴侣，他认为父亲走得不安心，自己仍然是亲戚口中的“不肖子孙”。

三部伦子认为，同性恋子女放弃向父母出柜的心理动机同样主要可归纳为三种。

首先，他们往往要求父母对自己的性取向和同性伴侣全盘接受，如果考虑到父母做不到这一点，便对出柜顾虑重重。

第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特别关注父母对同性恋群体的态度，如果发现父母对该群体表现出轻蔑或厌恶的情感，便认定父母无法接受自己的性向，从而拒不出柜。

第三，平素便与父母关系不佳的同性恋子女更倾向于回避谈论自己的性向。三部的采访对象甲田小姐说，父母喜欢翻弄她的东西，所以她每次离家时只能将有关同性恋的书籍和宣传单等随身携带，唯恐被父母发现。彼此之间的关系如此紧张疏远，自然难以启齿谈论性向这样敏感的话题了。
父母为什么拒绝？为什么接受？

那么，面对子女的出柜，父母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对于无法接受子女出柜的父母来说，拒绝接受的原因首先是事出太过突然，无任何迹象可循，难以在素来厌恶的同性恋形象与子女之间划上等号。许多父母虽然明知不少名人亦是同性恋，但移至孩子身上仍无法忍受，因此往往产生“这只是暂时阶段吧，一定能‘治’好”等近乎自欺欺人的反应。还有的父母像《喜宴》中的伟同父母一样，对孙辈求之若狂，一旦得知子女性向，便觉得希望破碎，了无生趣。

此外，因为多数子女由身为家庭妇女（日语中称“专业主妇”）的母亲抚养长大，因此子女出柜对于母亲的打击常较父亲更为严重，她们不断回想子女成长过程中的“事故”，痛责自己没能尽职尽责，养育一个“正常”的孩子。

三部发现，与认为自己的家庭无比“正常普通”的父母相比，那些身有残疾、出身单亲家庭等不那么“正常普通”的父母，或者因为从事咨询等职业而接触过很多特殊人士的父母，更容易对子女的出柜泰然处之。在他们看来，“不正常”反而是常态，因此不会轻易将子女的性向与有关同性恋群体的负面信息相联系，更不会惊慌失措，将子女视作猛水野兽，而倾向于采取较为冷静克制的态度加以理解和接受。

双方如何做到和平共处？

在著作的最后一部分，三部伦子提出了有效缓解父母焦虑情绪的四个步骤。

第一，作为异性恋的父母对同性恋的世界完全陌生，因此子女可以向父母介绍同性恋的文化和该群体的生活方式，帮助父母了解这一群体并非不可理喻。第二，子女可以请父母较为信赖的亲朋好友帮助解说劝导，适当化解烦恼。第三，子女可以邀请父母参加同性恋游行等活动，使他们知道同性恋群体在身边大量存在，而且与普通人无异。第四，子女可以与父母共同探讨，为彼此的人生开辟崭新的路径。例如，父母不妨允许子女离开家，搬到有较多同性恋人群居住的社区，或尽可能调整自己对孙辈的热望等。

当然，拥有同性恋子女的父母还面临许多困境。一旦接受了子女的性向，那么也必须承担对于同性恋的负面乃至恶意伤害，有时还需挺身而出，为子女遮风挡雨。与同性恋歧视的战役绵绵无期，一旦勇于迎战，难免要奉献出毕生的精力。

日本的现状

三部伦子在著作中指出，日本固然没有保障LGBT群体的法律，但也没有惩罚这一群体的法律，对LGBT群体可谓既冷漠又“宽容”。在日本社会中，人们对涉及LGBT的话题仍然讳莫如深，似乎并无意愿对现状做出改变。在2012年6月的一场国会答辩中，时任法务大臣滝实公开承认“不记得LGBT是什么意思”，而积极呼吁为保护同性恋者权益立法的议员（多为女性议员）也常被泼冷水称“少管这些闲事”。加之由于《日本国宪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合法婚姻必须由“两性”缔结而成，而该宪法自1947年出台以来从未经过修订，因而很难指望通过促进修改宪法保障LGBT群体权益。此外，《民法》和《户籍法》中也对夫妻的性别有明确限制。

不过，随着欧美各国纷纷致力于推进同性恋权益保障，日本的情况也在发生好转。今年3月31日，东京都涩谷区区议会全体会议通过了“相当于婚姻关系”的“伴侣条例”（新闻链接：亚洲领先！东京涩谷区同性伴侣法案通过）。该条例规定，同性伴侣拥有与异性夫妇完全相同的探病权等。此外，除了民主党和公明党以外，包括执政党自民党在内的其他朝野各党均赞同（或至少不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有的政党还将促进LGBT群体权益的内容写入了政党纲领中。

“与少数群体无关的人，在这世上一个也不存在。”笔者期待日本乃至世界各国尽快完善保障LGBT群体的有关法律，使该群体不再只是“沉默的少数人”；期待更多同性恋人士像异性恋一样，大大方方地向父母介绍自己的伴侣，也期待《喜宴》中的闹剧不再重演。

参考文献

三部倫子.（2014）.『カムアウトする親子: 同性愛と家族の社会学』. 御茶の水書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