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白打官司：有问题的是“柜子”，不是我

我第一次“出柜”，是在广东省教育厅门外，举着“教材要正确，同志要可见”的口号牌。当时心里很害怕，然而站了一段时间后，我感觉脚下越来越坚定。

秋白

2017年3月2日，“中国同性恋受教育权第一案”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判，原诉人、广州中山大学大四女生秋白（化名）败诉，中国教育部无须就秋白提出的教材污名同性恋问题，回应举报或公开对教材的监督措施。这是此案的终审判决。这意味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大学生们所用的多种教材中，会继续将同性恋描述为“疾病”、“心理障碍”、“变态”等。

自从上大学，确认自己是同性恋者的秋白就开始了为同性恋正名的“教材保卫战”，这几年，有很多人骂她“炒作”、“太激进”，甚至有人说她“限制言论自由”。这条孤单的路，她怎么走过？败诉之后，她打算怎么办？

应邀约，她给端传媒寄来了翔实的自述，讲讲这场一个人替一群人出征的平权抗争。虽然法庭一再割裂恐同教材、同性恋群体与秋白个人之间的关联，从而以秋白与恐同教材之间无直接利害关系而拒绝受理案件，或判她败诉，但这场抗争，不只属于秋白个人，也不只属于中国大陆的性少数团体，而属于公民。

以下是秋白自述：

2017年1月10日下午3点45分，三诉教育部二审开庭，不公开审理，100个旁听席空空如也，好多想来旁听的同志们只能被挡在法庭之外。

我确认自己是同性恋的时间比较迟，是在念大学之后。而我第一次“出柜”，是在广东省教育厅门外，面向全社会，手上举着“教材要正确，同志要可见”的口号牌，要求政府正视和改正教材污名同性恋的问题。

那是2015年3月19日，我是广州中山大学一名大二学生，与10位同学就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污名同性恋教科书向国家新闻出版总局、广东省教育厅递交了联名公开举报信，并在广东省教育厅门口举牌，以期引起教育部门与公众的关注。

一开始我并没有打算自己走上前线。

大学之前，因为所在的环境资源不足，家境也不宽裕，我获得的教育十分落后。打我记事起，已明显感受到大人们、老师们言行当中对一些孩子的暴力、歧视，可是我的同龄人似乎毫无察觉，他们甚至还会讥笑受暴者。凭当时有限的知识，我无法解释这些现象，因此暗下决心，一定要“死读书”，考去大城市，在那里或许能得到答案。

2013年，如我所愿，大学来到了广州。大一时，我疯狂迷恋上大学里丰富多彩的课内外活动，参加了女权、性少数、环保、支教等主题的义工活动及讲座，从中我似乎逐渐找到了工具来重新审视自己与他人的身体与身份，而性倾向，便是其中之一。以“直人”身份潜入参加几次性少数的活动，了解LGBT基本常识后，我觉得同性恋也许并不可怕。为了获得更确凿的答案，我决定去学校图书馆查阅相关的教科书，毕竟在那时的想像中，教科书总是权威的、正确的。

2014年，我在大学的图书馆里查阅心理学类、医学类、大学生心理健康类教材时发现，国内出版的教材存在大量对于同性恋的错误和污名描述，比如直接将同性恋归为性心理障碍——“性心理障碍类型有：同性恋、恋童癖、恋物癖、异装癖、露阴癖、窥阴癖等”。更有甚者，大谈心理分析、电击和呕吐治疗等国际各大专业机构已证明无效的“扭转治疗”方法及其成效。

惊讶愤怒之余，我觉得害怕，同学们上课都是用这些教材，他们会认为同性恋是病吗？老师们呢？一连串地疑问冒出来，使我更加不敢面对自己的性取向。

之后，我仍有参加性少数的活动，还成为调查中国大陆高校教科书污名性少数状况（该调查由同城青少年资源中心发起）的其中一名义工。在调查中，我发现原来污名性少数的教科书并不止一两本，而是一个普遍现象，甚至有不少受访的同性恋者表示，看过这些教材后，他们感觉社会的歧视太严重，从而很希望改变自己的性取向……

我问他们：“既然你们如此愤怒于教材的歧视，为何不向老师、编者们反映呢？”他们的回答无一例外都是：“我害怕学校知道后给我压力”，“我害怕学校因此而告诉家长，我现在经济还没独立”，“不可以，同学们会猜测我的性取向的”……

也许是因为亲耳听到受访者们讲述他们因教材而受伤的经历，也许是回想起自己伪装成“直人”参加性少数活动的割裂，一颗想要“发声”的种子在我心中默默埋下。

2015年3月19日，秋白在广东省教育厅门口举牌，以期引起教育部门与公众的关注。

在举牌中出柜，“这个当事人我当好了”

2015年3月，新的学期开始了，校园里挂满“欢迎新同学”的横幅。我却躁动不安，又将会有大批学生继续读到这些恐同教材啊。我决定对这些教材采取行动。一开始找到一名在广州念书的大学生做诉讼当事人。这位当事人表示，他可以做的事情是当走到诉讼这一步时，在诉讼状上签名，接受媒体采访时用化名且不露脸。至于行动的策划、跟进以及公开露脸行动，他不参与。

当时我觉得，既然没找到更合适的人那只能就找他了，可是在和跟他沟通的过程中，我感觉他的参与度太弱。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好了，只等他过来，那当事人只不过是一枚任人摆布的棋子。而行动的过程，每一步都需要当事人去思考和跟进，行动本身想得到不仅是结果，还有过程中人的成长与赋权。

我开始有点疲惫以及愤怒，疲惫在于当事人不积极以致沟通缓慢，愤怒在于为何一抓一大把的恐同教材受害者，就没有一个敢于把自己的感受大声说出来并付诸寻求改变的行动呢？大家都害怕被校方施压，害怕被出柜，但总得有人第一个站出来。如果作为受害者的我们都不发声，那真的很难指望别人替我们发声。在一家咖啡馆讨论时，我跟同伴们说，“这个当事人我当好了”。

“3.19”递信和举牌行动获得新华社、信息时报、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央广华夏之声广播电台的采访及报导。遗憾的是，几小时后新闻禁令下达，稿子被普遍删除。

在广东省教育厅门口举牌的时候，我心里很害怕，然而站了一段时间后，我感觉脚下越来越坚定。一定会有办法的。

举牌行动之后第四天，2015年3月23日，我收到国家新闻出版总局信访室主任的来电，该主任在电话里头说：“错误教材一事与总局无关，将退回所有举报信。”我追问，当教材出现错误应该找谁？对方说应该要找教育部，随即迅速挂了电话。另一边厢，广东省教育厅迟迟未回复。

眼看希望就要落空。我开始思考如何打擦边球，让公众关注。我决定开一个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利用自媒体的力量，把“教材保卫战”记录并发布出来。

那段时间，美国动画电影《超能陆战队》（Big Hero 6，在港台分别译为《大英雄联盟》《大英雄天团》）里的医疗机器人“大白”（Baymax）正火。灵机一动，萌呆治愈的大白不正是我正在寻找的“温暖”回应吗？而且全民追大白，我也好好借机利用大白来做一次行动吧！

2015年4月14日，我开设个人微信公号“秋白的自由野”，并发布第一篇文章《未等到的回复，筹个“大白”陪我上北京求抱抱》。

我在文中写道：“在荒诞的世界里，容易孤独。在荒诞的世界里，我们也要娱乐自己。所以，我决定为自己征一个‘大白’，陪我一路继续为了教科书污名问题而奔走呼喊。你可以认为这是胡闹，但我愿视为这是对这个荒诞问题（教科书）最好的‘行为艺术’。‘大白’不能逼政府部门作为，无法要求出版社回收问题教材，但‘大白’作为居家、行动的必备最佳伴侣，能精神上支持我、陪伴我去争取那个属于我的迟到回复。我要和‘大白’一起通过行动告诉更多人，我们不是要博取多余的东西，而是希望获得作为一个同性恋者在教育环境中最基本的尊严和温暖。”

这篇文章意外获得过万阅读，我也很快筹到了去北京的路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