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用PrEP了吗？

文 | 星南

当我向我哥哥出柜时，不出所料地，他反应相当得体。这一年我23岁，他37岁，我们在他新家的客厅里研究如何将一张大约七尺长的玻璃茶几完美地塞进卧室。我哥哥的新房子有两层，装饰着贴合紧实的瓷砖和柱状灯泡。通常我对这些都不太感兴趣，但我记得那天我提了相当多建议。有些话就在那时脱口而出。“我也是同性恋。”他几乎立即就接受了，我原以为他多少会扯到父母和婚姻什么的，但他没有。“你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他拥抱了我，拍了拍我的肩膀，给予了我一些明确的爱和尊重。他男朋友，那个我从十多岁起就认识的男人叫了披萨外卖，我们把那些铺满香肠和芝士的饼分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就没什么了，正如他男朋友所说，我其实可以早点告诉他们。

我和我哥哥相处的很好，比我认识的许多有兄弟姐妹的人都要好。此前我们分开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一年前我毕业后又搬回他所在的城市，他问我父亲最近怎么样(我们生母相同，我是他继父的儿子)。我回答了他，然后我开始每周末都见他们一次。他试图为我带来一些新的兴趣爱好，我们一起开车，打麻将，研究将钓线和钩子抛入水中的弧度。在那些轻松快乐的家庭周末日，我们之间的关系，那些在青春期中被搁置的秘密、性取向、好奇心，几乎都像柜子缝隙里的灰尘一样一点一点被清扫了出来。而我也不再只是他的弟弟，我成为了一段抽象的，无言记忆的集合——一个并不共享的近乎贫困的童年，早逝的父亲和身体残疾的母亲，失而复得的学业。

两周前他的新房子装修完毕，像平常一样，我过去同他们聚餐。当他问我有没有在服用PrEP时，他男朋友正在开我带来的那瓶梅子酒。

“什么?”我问。“干嘛问我这个。”

“我想确保你安全。”

“我很安全。”我说。我尝了一块他男朋友煎的猪排，肉的背面有点焦了。

“所以你在用PrEP吗?”

“我已经23岁了。”他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我并不想聊这个，我低着头，不知道自己在跟谁说话。“我比谁都清楚这些事情。”

我哥哥是一名医生，公立医院的医生。如果你身边也有干这行的，你就能体会这种职业身份意味着什么。他读了很多年的书，付出很多辛苦，忍受着寂寞，孤独，目标感强烈并心甘情愿陷在世俗价值的判断里——这都是这座城市赋予他的，这些标准像指引又像枷锁一样框住他，教会他该怎样生活，怎样获得自己向往的一切，这其中当然还有性取向的功劳。我记得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夜里酩酊大醉，回到家，穿过厨房的门，弯下身子脱掉鞋子和袜子，不止一次地向上铺的我诉说他多么希望有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我父亲有一些钱，我一直坚信这就是我们的母亲嫁给他的原因，她美丽，脆弱，小腿残疾。我哥哥继承了她的一切美好品德，他们不信任钱，却信任工作，或许这意味着工作是他们赋予自己价值的的少数几种方式之一。我不敢肯定。

“告诉我实话。”

“我没用PrEP。”

“为什么不用呢?”

“妈呀，快换个话题吧。”他男朋友率先受不了了。

“你们要不要吃烤玉米，厨房有。”

“我想尝尝。”我说。

“我下周就能给你开一点。”他用筷子指着我。

“我不想吃。”我说。

“为什么?”

“太麻烦了吧。”

“有什么麻烦的?”

“我会用安全套。”我说。“你不会还想和我聊这个吧，哥。”

“每次都用吗?”他问。“你每次都戴套，不会在快射的时候或者中途摘下来?”

我起身和他男朋友一起去了厨房，把他留在那，不去想他在用怎样的目光看我。我在厨房呆了好一会，直到他能放下这个话题。

我很少用安全套，也不会频繁发生性关系。但每当我和其他人做爱时，我基本上都不会戴套。原因很简单：我不喜欢。当某个男人，某个我为之着迷的男性将要操我，将要进入我的身体，我希望自己屈服于他，希望他能把我当作某种牲口一样对待，生硬、迅猛、像是彼此的第一次或者最后一次。而且我一直这样认为，我可以分辨出我的性爱对象是否可靠，从交谈中，从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谎言中，我能判断出自己是否安全。只在一种情况下例外，那就是招妓。这种行为在我的大学时代被养成了一种习惯，通常每两个月一次。

我在大学二年级时第一次有了检测意识，我买了试纸，把自己反锁在公用的卫生间里，紧张地看着会不会出线两道红线。后来我得知，有这样一些公益机构，你跑过去做hiv检测，填一些问卷，他们会给你发放安全套和五十到一百元的红包。我最常去位于学院南路的一家，有一个个子矮但很精壮的男人会接待我，他一个接一个地问我关于我的性生活的问题，并在得知我滥交之后皱起眉头。他会用很多种方式告诉我要小心，但我从没听进心里去，即便我为此得过一种不算太严重的皮肤病——我撅着屁股，在医院的简易手术床上让医生为我去除那些密密麻麻的疣体。一切都很讽刺，因为我还有一个在医院上班的同母异父的哥哥。

他在第二周的周五又给我打了电话。

“我已经给你开好PrEP了，你想清楚了吗?”

我不想吃。我这样告诉他，声音很轻柔，有些内疚，我一直摆脱不掉和我哥哥相处时的内疚感。

“你应该知道吧。”他停顿了一下，这表示他已经下定决心。信号从这座城市的那一头传到这一头，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我一直都很担心你。”

“我也担心你。”我说。

“你担心我什么?”他笑了一下，似乎认为我在无理取闹。在他已经拥有这一切之后，房子，事业，稳定长久的感情，他不知道他有什么好让我担心的。

一阵短暂的沉默，然后他又开口了。

“我应该没和你说过吧，十年前，我在深圳的一家三甲医院实习，有一间病房，里面都是得了艾滋病并且已经严重到需要住院的人。2010年左右?那时候你才十多岁。”他又说。“上初中吧，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