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西伯利亚的蝴蝶本身就是彩虹

采访、撰文|郭尔克

封、图|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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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再往大里剪”

我们花了简短的几分钟计算西亚蝶的行状，2005年他来京时已四十二岁，此前十七年的时间，有十年他在西安打工，之外七年则在家带孩子、照顾家人。我们两人数学都不好，加之他对数字更没什么概念，于是两人算来算去，最后得出答案来了，才知道是这么大的一笔人生帐。西亚蝶今年五十三岁了，从栗宪庭电影基金会辞职后，他搬到丁各庄高速公路旁的一架彩钢简易房里，晚上经常有许多车辆驶过，靠近公路有村民开辟的菜地，几株瘦藤在上面结出几颗安静绿色的苦瓜。

“这十七年你是怎么过的?”这几乎是一个浩问了。

“怎么过?就跟受压迫过的一样。跟自己不喜欢的女人住在一起。那个时候我老是觉得自己是流氓，就我为什么老想男人?这对我生活影响很大，我一天老想男人，但我又控制不了这个。”

西亚蝶在西安开过十年的饭馆，那是他的一个朋友介绍来的生计，“他人很好，有发财的路，肯定会告诉我，也希望我富起来。那时候他教我面怎么活，菜怎样做。”“所以你现在的手艺也还是他教的?”“嗯”。西亚蝶给我做过油泼面，味道很好。我一直以为这是他家里的手艺。

回到家里，西亚蝶无时无刻不得不面对的就是妻子，“那个时候我们老打架，因为她总怨我不跟她一起睡。”晚上饭馆的事情一收摊，西亚蝶就瞅准时机偷偷跑掉。“我一跑，她就追我。”他们的馆子在西安大雁塔附近，当时那边有个很大的后村，一排排旧房屋像灰色的结婚证书般码在一起，“我从村子的周围转转转，她就从后面追我，一直追到西安电影制片厂，一直到后来我实在跑不动了回去。实际上你跟人家结婚，人家不找你找谁啊，但我又是这种人。之后我们俩就弄得打起来了。”

“我媳妇就是觉得，我他妈跟你结婚了，你把我放到冷床上，你天天晚上往外跑。”但西亚蝶往外跑也没有挂人，他只是不想跟她睡在一起而已，那时他的一段感情也因对方对象的介入而渐寡淡下去，但这边又追得热火朝天。不明所以的妻子只能以争吵来表达其不满，两个无辜者每日伤害着对方。“那是最痛苦的时候，又不想跟她一起睡，又得挣钱，孩子还是脑瘫，天天天不亮就起来，到厂里挑水买菜，和面，卖饭卖到十一点十二点，晚上她还要追我。最后还要偷偷摸摸地创作。我也不敢找朋友，即便是找也都被她给我搅黄了。那个时候厂门口的几个保安人挺帅的，我老跟人家在那聊天，但实际上一个也没发展成，她看见了，就提着勺子过来跟我闹事儿。”

西亚蝶那时候偷偷摸摸地创作了很多作品，后来食堂开不下去，他就把家当收拾好，放在一个出租房里，出租房是阁楼，上面又露天，为防止雨露，他找了些塑料纸盖上，包括他的书、照片以及他常来不及编号的作品，“但后来还是下雨给受潮了。我的作品、照片，还有那些好书，全结在一块儿了，揭都没办法揭开，都发霉了。剪纸就成了一坨了”，西亚蝶无比痛心地说道。“还有我跟第一个男朋友在钟楼照的照片，我这么一揭，哎哟，揭成白的了，他的脸面跟底层结在一起了，我不甘心，最后用水一泡，一揭还是那样，完了，脸都没有了。”随从这次水难“失去脸面”的还有他跟妻子的结婚证，结婚证被泡了之后，她又很认真地大闹一场，“她说我不爱她，结婚证都让你给弄成这样了。”那时候他们还剩下最后一张合影，但西亚蝶因急需一张证件照，也不想珍惜不珍惜，他就把他的那一半剪下来应急，“那个时候脑子也特别单纯，其实也不是故意的，然后她就说你珍惜不珍惜爱情?结婚证被你弄成这样了，我们俩唯一的照片，你还把我剪一边儿去了。”

这样两个人，一个“失去了脸面”，一个被他“剪一边儿去了”。谈起妻子，西亚蝶总是有一些抱怨的，那是他因儿子而起的一些感情。之外，他总归歉疚。西亚蝶的儿子在出生后三天因院方用药不慎而罹患脑瘫，当时他还不在家，待到家属被院方哄骗出院，一切已于事无补，那时他除了挣钱养家外，还得到处给他看病，“医院看不起，只能找小诊所，别说医院，路费都不够。”这个“小小的”过失毁掉的不仅是一个孩子的一生，还有西亚蝶长达二十六年的苦辛与自由。

一开始他在西安，跟朋友一同开了个石刻工艺店，他有手艺，作为一名剪纸艺术家，他的剪纸常作为礼品被当地统战部带到台湾送人，来了国际友人，他也是很好的一盒名片，甚至因为剪纸，他还被县文化部立做政协委员。所以西亚蝶在当地也算是“有名”之人。但在西安，他只是一个坐在小店后面刻石的工匠，即便这个小店，后来也因民政上“不许立碑”的政策改革而经营无路。他这才跟随朋友转做了食堂。

剪纸对西亚蝶来说是自然而然之事，他十几岁时就剪开了，又因自己是同志，这方面的剪纸也理所应当。但他那时并没有太多同志方面的创作，为了对抗其苦难，他一直在剪蝴蝶，各种各样的蝴蝶，围绕着离不开轮椅的儿子与离不开儿子的他飘飞着。他有剪纸的习惯，所以似乎也并不需要特殊的创作时期，无非生活中来了感觉，就此剪下，时间一长，积少成多，慢慢也就有了规模与线路。他自己再反思拨明，就此形成风格。西亚蝶最集中的创作阶段在他结婚后苦闷留守的几年，后来到了北京，也着实快活地在山里剪了一年。之外的时间，也大多有如碎叶，因疲于奔命而不堪一掬。

2003年，一个叫“云之南”的民间纪录影片展被“复眼小组”和“昆明电影学习小组”发起，纪录片导演沙青与季丹夫妇跟这群人颇有来往，也因此因缘，他联系到陕西当地的一个文化馆馆长，打算拍一个民俗方面的纪录片。沙青当时被介绍了四人：一个是农民作家，特别穷，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一个是大学毕业的哲学家，在家养猪，也常写文章;还有一个剪纸艺术家，剪得特别好，家里也特别穷。去到养猪的哲学家那里，因为被大谈哲学，沙青烦不胜言，只好敬而远之。后来又去到农民作家处，但并没什么感觉。之外一人也不了了之后，沙青找上了西亚蝶，一看家中环境，带着两个孩子，还有一个是脑瘫，老母瘫痪，妻子在外打工，窗上为防沙尘钉着塑料纸，风一刮声响惹人心寒，西亚蝶就在这样的简陋房屋中做饭剪纸，“他只剪蝴蝶，各种各样的……想象中家里有个残疾孩子整个环境会特别糟糕，但他们家挺不一样的，父亲在剪纸，那种挺美的东西和病痛放在一起的反差。”他当即决定留下，第二天晚上就去县里将拍摄器械与行李拿来，这是沙青的第一个纪录片，除却其间的一次中断，他几乎七个月都与西亚蝶一家生活在一起，“我再去的时候，孩子病重了。我一进院门，看见父亲抱着孩子坐门口，平时去那孩子都很激动，用脚和我亲近，但那天跟霜打了似的。孩子吃不下，他们走投无路了。虽然孩子后来挺过来了，但他们的生活没有停止的时候。”